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教授访谈

　　《国际肝病》：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此项法令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应当，然而您作为它的主要推动者其中一定遇到了不小阻力。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它出台的背景、面临的挑战，以及法令颁布的重要意义。

　　黄洁夫教授：中国从20世纪开始器官移植，当时由于没有器官来源，于是医生就把眼光投向司法体系，尸体器官变成了我们唯一的来源，这是一个无奈之举。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也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只是它们的这个过程很短，我们的过程用了太长时间。

　　2007年在胡锦涛同志的支持下出台了相关法规，朝着公民自愿器官捐献这个方向前进。在这个过程中红十字会和卫计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有大批的专家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勇敢的实践，使公民捐献在全国推广起来了。

　　去年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而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虽然中间碰到了很多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困难，但是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仍然下定决心，取消死囚器官的来源，让公民捐献成为唯一的合法来源。因此此次转型是党中央的决心，是中国梦的实现的决心，是我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立。

　　黄洁夫教授表示，以往内地依赖死囚器官，器官来源地是在刑场而非医院。自今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死囚器官移植，公民自愿捐赠成为移植医疗的唯一合法器官来源。标志着中国已经成功的完成了从依赖司法来源的器官到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转型。保守估计今年器官捐献的数据，包括亲体捐献和志愿者捐献，将超过中国器官移植历史上最高的数字，达到一万例器官移植。也就是说今年最少有2500例公民捐献，每人3-5个器官。加上三分之一比例的来自于亲体的器官移植，我们的数据将会远远超过历史，可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高度的转型。

　　我国的这一重大进步同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认可，同时让国际移植学界对中国的“三不”，即不承认科研成果、不准参加国际学会、不允许发表著名文章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国际肝病》：国务院在8月2日表示，在今年年底前大病医保将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并且在大病保险支付比例上要达到50%以上。请问您器官移植今年内是否可以实现医保，其保险支付比例为多少？

　　黄洁夫教授：除了器官短缺的问题以外，器官移植的困难更多的是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因为器官移植是一个高端的医疗手段，虽然我国的器官移植费用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但是器官的保存、运输和准备等均需花大量人力财力。因为器官移植往往是在生和死之间的抉择，包括印度和古巴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器官移植都是医保全面覆盖的。但是对于我国来说，器官移植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富人的游戏。现在公民自愿捐赠成为移植医疗的唯一合法器官来源以后，其重要意义就是使我们的器官移植成为一个公平、正义、能够为全民所享受的一个服务。我们可以把器官移植作为大病救助的主要项目，让器官移植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基本权利。

　　因为我们的公民捐献是今年才刚刚实现的转型，我们将开始相关制度和法规，逐渐将器官移植纳入到大病救助的范围内，使得包括移植的费用和移植药物的维持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同时我们也是响应习主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历史使命”的号召，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为所有的人民群众所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