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HCC）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且预后很差。而中国是全世界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根据我国2015年的癌症统计数据，肝癌是我国第四大常见肿瘤。在亚洲，HCC的最主要病因是肝炎病毒感染。在第26届亚太肝病学会（APASL）年会上，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Masao Omata教授做主旨报告，向大家介绍了亚太肝癌防治指南的更新。

 

　　指南的推荐力度从A（最强）到D（最弱），证据级别从1（最高）到5（最低）。在预防方面，预防HBV相关的HCC，应在婴儿中普及乙肝疫苗的接种，特别是在流行地区（A1）；所有慢性感染HBV且病情活动的患者均应考虑有效、长期的抗病毒治疗（B1）。对于HCV相关HCC，抗病毒治疗后达到持续病毒学应答（SVR）的患者的HC风险低于不治疗患者。因此，获得SVR降低HCC的发生的推荐级别达到了A1。对于代谢相关性HCC，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患者如果伴有肝硬化，发生肝癌的风险增加（A2），也有患者在没有肝硬化基础上发生HCC（B2）。伴有糖尿病和肥胖的患者，发生NASH的风险增加（A2）。生活方式的调节也具有预防作用（B2）。

 

　　在阐述HCC的治疗时，Omata教授特别介绍了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方面的进展。如日本的一项III期临床试验显示瑞戈非尼治疗后的总生存获益显著优于安慰剂，另外一种多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lenvatinib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embrolizumab治疗HCC的1b期研究也正在开展。

 

　　Omata教授认为，晚期HCC患者的完全治愈时代正在到来，这也意味着新版指南将会有大幅更新。

 

　　在会后接受《国际肝病》采访时，Omata教授告诉我们，APASL的HCC管理指南距离上一次（2010年）制定已有6年，指南本身有更新的需求。亚洲地区各国的经济水平及医疗条件差别很大，因此新的APASL指南会尽力来覆盖所有的亚洲国家。因此，指南中会写入一些在很多国家还不可及的检测方法，但也会帮助大家在没有这些检测方法的情况下，尽量指导患者获得最优化的治疗。他认为，这也是最新APASL指南与其他国家地区指南的重要区别。

 

　　“尽管先进的检测方法在全球各个地区的应用趋于一致，使的各地区的指南也越来越相似，但APASL指南覆盖的地区拥有占全球3/4的肝细胞癌患者。因此，我认为APASL指南最为实用”。

 

　　Omata教授还强调，“没有证据，就没有推荐（If you don’t have evidence, you cannot have a recommendation）。就像APASL2017会议上发表的研究摘要一样，当前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越来越确实的证据，因此指南的推荐意见也更为可靠。这样医生应用指南指导临床时就更为安心，从而改善患者的预后。这才是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