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王贵强教授或许是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感染病学学术会议上最幸福的人，会议的成功举办，参会代表对会议安排和学术内容的赞不绝口，无一不是对他心血的最好报答。但他也是会议上最忙碌的人，直到会议最后一天，我们才有机会走近他，倾听他对我国感染病学科转型和建设的思考。

 

从中美感染病学界的区别看中国感染病学科的转型和机会

 

王贵强教授介绍，中美两国的感染病学界确实有很大区别。由于历史原因和中国疾病谱的特点，中国感染病学科由原来的传染科转变成感染性疾病科，但因为我国是肝病大国，肝病负担沉重，医生面对着大量的乙肝和丙肝等肝病患者，所以在中国，感染病学界主要是致力于病毒性肝炎和肝病的诊断治疗研究等等。 

 

而美国当地乙肝患者很少，丙肝患者数量不多且一部分在消化科就诊，因此美国感染病学界主要面对的是各种细菌、真菌的诊断和治疗以及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以及艾滋病患者的诊疗和管理。

 

中美两国感染病的疾病谱差异较大，学科的工作重点不同，也因此造成了两国感染病学会一直没有很有效的沟通和合作。“但是随着疾病谱的变化，现在丙肝可以治愈，乙肝通过抗病毒治疗也可以有效控制疾病进展，减少肝硬化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减少肝癌的发生，因此终末期病例越来越少，需要住院的患者也越来越少，这就要求中国的感染病学科应该考虑到转型”，王贵强教授指出。

 

近年来，细菌耐药的危害越来越突出，全球都非常重视细菌耐药的监测、随访和预防控制，我国也不例外，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综合医院建立感染病学科，并且建立以感染病学科为主体的细菌真菌诊疗体系建设，在抗菌药的合理使用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也是新时代的要求。因此我国感染病学界也开始致力于从经典的传染病到病毒肝炎、肝病再到细菌、真菌的诊疗能力的一个提升。

 

在这个提升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与美国感染病学会的有效对接，将有效缓解我国感染病学科转型过程中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

 

为了达成两国学会的学术交流，在去年的美国感染病学年会召开期间，王贵强教授专程赴美与美国感染病学会的前任主席和现任主席商谈，最终成功达成了两国学会的一系列合作，如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人员培训、指南引进借鉴、杂志合作等。其中，既有请美国感染病学会的有关专家来到中国开展相应培训，同时也会选派人员到美国参加学习和培训。另外，美国感染病学会制订了大量指南和共识，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力量来强化自身，指导实践。美国感染病学会旗下还有权威的感染病学期刊，可指导我国学者的研究设计和学术文章的发表等。

 

我国“大感染学科”的建设

 

我国非常重视“大感染学科”的建设，对于我国“大感染学科”的建设，王教授分享了他的观点。王教授表示，感染疾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感染疾病，综合医院感染病学科的业务范围既有公共卫生责任，也就是承担着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治和管理，还包括经典传染病的筛查诊断和治疗，这也是经典的感染传染科的业务范畴，“这个能力我们不能丢掉，因为新发突发传染病还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环节，尽管并非常态化，但是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队伍来有备无患”，王教授指出。

 

同时，病毒性肝炎和肝病由于患者存量巨大，所以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是我国感染疾病科的主要业务内容，但如前所述，随着时间推移，这方面的需求可能会越来越少。

 

对于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和管理以及细菌真菌的诊断和治疗，在我国这些工作分布在各个学科，而很多感染病学科没有专门开展相关工作，所以导致我国感染病学科相关能力比较薄弱和欠缺，特别是在基层。然而抗菌药的合理使用和管理需要由专业的科室来完成，所以我们需要强化中国的感染病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的培养，希望在短时间内使我们能够胜任国家的需求及患者的需求。

 

另外，感染病学科的职能不仅仅限于感染疾病的诊疗，对医院感染的控制，感染病学科也可以发挥一定作用，至少是个技术支撑单位。

 

我国感染疾病科、医院感染管理科和临床微生物科等与对抗感染相关的科室应该联合起来协同发展，因为这些学科在我国都是比较薄弱的学科，而“大感染学科”建设涵盖了这几个学科的协同整合和共同发展，可以提高效率，快速提升我们在细菌真菌感染能力的水平，同时为抗菌药合理使用的管理发挥更好的作用。

 

最后，王教授由衷地表示：“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中国感染相关的这几个学科实现全面发展，为我们健康中国的战略做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