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生教授:艾滋病合并肝病诊治30年的成功与挑战
—— 作者: 时间:2022-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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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第24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发布的全球艾滋病最新报告指出,全球现存活艾滋病患者3770万,2021年新增约150万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65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1-2]。我国病例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报告存活艾滋病患者105.3万例,报告死亡35.1万例。艾滋病是传染病死亡的主要原因,而肝脏疾病相关死亡在艾滋病全病因死亡中占据主要地位。除了合并感染,抗HIV药物的肝毒性也是影响患者生存的重要原因。
8月4~6日,中华医学会第十二次全国病毒性肝炎慢性化、重症化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学术会议在重庆隆重召开。会上,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教授做了题为“艾滋病合并肝病诊疗进展”的报告,总结分享了艾滋病合并肝病的临床特征以及诊疗方案选择。《国际肝病》特将报告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重视HIV感染合并肝脏疾病的临床管理
自1981年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例被报道以来,人类与艾滋病的抗争已走过41年,中间经历了非常绝望的、无药可治的困难时期(图1)。可喜的是,1996年经典“鸡尾酒疗法”,即“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发明出现,通过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疗艾滋病,减少单一用药产生的抗药性,最大限度地抑制病毒的复制。而后随着艾滋病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目前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像高血压、糖尿病等一样的内科慢性疾病,但是仍然无法治愈。
图1.艾滋病诊治研究的发展阶段
(引自会议报告幻灯)
因此,目前国内外已对艾滋病的诊治达成共识:尽量早期发现,确诊后及时给予抗病毒治疗,同时加强患者长期治疗的并发症管理,包括心脏、脑、肝、肾、骨代谢情况等。尤其肝脏疾病,据报道中国HIV感染人群中14.6%合并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3-4],肝脏疾病相关死亡在艾滋病全病因死亡中占比已至第二位,约占13%[5](图2)。
图2. HIV感染者死因分析数据
(引自会议报告幻灯)
HIV感染常见的肝脏疾病包括病毒性肝炎(HBV、HCV感染)、酒精性肝病(ALD)、抗HIV药物相关的肝脏毒性、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等。最新研究数据表明[6-7],合并病毒性肝炎的患者发生肝硬化、肝癌的概率要比单纯HIV感染者多1/3,如果患者再加上饮酒导致肝损伤的话,疾病进展风险进一步增加。因此,应重视HIV感染合并肝脏疾病的临床管理。
HIV合并HBV感染:加强筛查和药物安全性监测
数据显示[8-10],全球HIV和HBV合并感染率为8.4%,而我国二者合并感染率为9.5%,其中,东部地区的合并感染率最高(14.5%),中部地区最低(5.0%)(图3)。需注意的是,HBV和HIV感染会互为促进,HBV共感染可加快HIV病程进展,共感染者肝纤维化比例高。因此,对于HIV阳性的患者,应加强HBV的筛查,包括初筛时以及每年筛查乙肝五项、丙肝抗体,HBsAg阳性患者查HBV DNA。
图3. HIV-HBV共感染流行病学
(引自会议报告幻灯)
那么,合并乙肝感染时如何选择治疗方案?一般来讲,要选择同时对HIV和HBV均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即核心用药联合替诺福韦酯(TDF)/丙酚替诺福韦(TAF)+拉米夫定(3TC)/恩曲他滨(FTC),同时注意密切监测肝纤维化等肝功能指标;尽量保留对HBV有活性的药物,如必需更换,HBV替代方案需联合一个完整的ART方案。当合并感染者已经出现肝功能衰竭,此时应首先治疗肝功能衰竭,当肝功能稳定后,建议选择对肝脏影响最小的抗病毒药物。
此外,还要重视监测患者的肾脏功能。对于肾功能不全患者,如肌酐清除率<60 ml/min,不能选择TDF;如肌酐清除率小于50 ml/min而大于30 ml/min,可考虑选择包含TAF+(FTC/3TC)的方案[11]。数据显示[12-13],与联合TAF治疗相比,TDF方案对HIV初治患者的骨密度影响更显著;基线高HBV DNA或HBeAg阳性者必须选用两个对HBV有效的核苷药物,同时注意药物的骨肾毒性。
HIV合并HCV感染:选择肝毒性小且药物间相互作用弱的药物
一项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数据发现[14],中国HIV和HCV的合并感染率为8.3%,华中地区感染率最高(28.2%),华南最低(2.0%)(图4)。HIV-HCV共感染通过一系列免疫调节及炎症调节,最终促进肝脏损害。此外,国家回顾性观察队列研究数据显示[15],有3.3%HBV、HCV、HIV三重感染,双重感染或三重感染都会加快HIV感染患者的疾病进展。相比于单纯HIV感染,HIV-HCV共感染者更容易发生肝硬化、肝癌。因此,HIV-HCV共感染者的筛查和治疗至关重要。
图4. HIV-HCV共感染流行病学数据
(引自会议报告幻灯)
可喜的是,随着直接抗病毒药物(DAA)的出现,丙肝的治疗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各类DAA药物对丙肝患者的持续病毒学应答率(SVR)均在90%以上,这也为HIV治疗提供一个新的方案选择。2021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DHHS)发布的《成人和青少年HIV感染者抗反转录病毒药物使用指南》(简称2021 DHHS指南)强调,所有HIV患者均应筛查HCV感染(AIII),HCV高风险人群应每年和任何疑似HCV感染时进行筛查(AIII);对于大部分合并HCV的HIV初始治疗患者,推荐的抗反转录病毒联合方案与非HCV感染者相同;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目标是最大限度持续抑制HIV(<20 copy/mL)。
此外,在药物选择方面,应选择肝毒性较小且与抗HCV药物相互作用弱的药物(图5),如整合酶抑制剂(INSTI),包括拉替拉韦(RAL)、多替拉韦(DTG)、bictegravir(BIC)等。CD4低于200/mm者,优先启动HAART,以增加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应用效果,减少病毒学抑制所需时间。
图5.利物浦大学药物相互作用查询
(引自会议报告幻灯)
需要注意的是,HIV/HBV/HCV三重感染患者,在DAA药物治疗过程中有诱发HBV活动进而导致肝衰竭的报道,因此三重感染患者必须在包含抗HBV活性的HAART稳定后再开始丙型肝炎的DAA治疗;HCV/HIV合并感染者应用DAA治疗前应进行常规HBV标志物筛查。
警惕抗病毒药物产生的肝脏毒性
30%的HIV感染者可能发生抗HIV药物相关肝毒性,主要以转氨酶升高、影像学或病理学改变为常见表现。比如早期临床使用的抗HIV药物奈韦拉平肝毒性就非常明显,约43%的患者用药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肝毒性(图6)。随后我国学者研究证明,奈韦拉平的肝毒性主要发生在治疗前,并指出无论男女,如基线CD4大于250/mm3,不建议使用该药物治疗。
图6.中国艾滋患者依非韦伦血药浓度分析结果(n=450)
(引自会议报告幻灯)
因此,近年来国内临床已很少使用奈韦拉平,而以依非韦伦(EFV)为主,后者的肝毒性更低,但也有约5%的患者发生肝毒性(表1)。而李太生团队在对450例中国艾滋患者依非韦伦血药浓度分析发现,中国艾滋患者的依非韦伦血药浓度偏高,超出治疗窗比例更高。他建议对中国AIDS患者、尤其是低体重者,EFV治疗剂量可由600 mg(每日一次)调整为400 mg(每日一次)。
表1.抗病毒药物的肝毒性总结
(引自会议报告幻灯)
此外,在临床实践中,酒精性肝病以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也是较常见的HIV感染常见肝病,也需提高警惕。
总的来说,艾滋病患者需要全病程管理,患者确诊HIV感染后及时启动抗病毒治疗,同时加强共患病管理,包括共感染性疾病管理以及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管理(图7)。
图8.中国艾滋病患者全病程管理和优化
(引自会议报告幻灯)
最后,李太生教授就新冠疫情环境下HIV感染者的疫苗接种分享了建议。他指出,存在现有新冠疫苗接种禁忌的临床情况暂缓接种;没有合并其他感染,但CD4细胞水平非常低者、病毒载量较高者,应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控制病情后再接种疫苗;经治HIV感染者、病毒控制良好者,无需考虑CD4细胞水平,建议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图8)。
图10.艾滋病患者新冠疫苗接种专家建议
(引自会议报告幻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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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eumi S, et al. Clin Infect Di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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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丙型肝炎学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21年版)[J].协和医学杂志,2022,13(2):20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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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obert Güerri-Fernández1, et al. CROI, 2017, Abstract 6.
14. Jing Xie,Yang Han,Taisheng Li. J Int AIDS Soc. 2016 :20659.
15. Zhang F, et al. Lancet Infect Dis 2014.
16.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antiretroviral agentsin HIV-1-infected adults and adolescents. Updated 2021.
17. 张程达, 李太生等. J Acquir Immune Defic Synd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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