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肝病 发表时间:2026/11/18 20:00:28 浏览量:126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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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肝病》:当前肝癌领域正从“泛人群靶免联合”走向分子分型驱动。哪些靶点最有可能率先改变实践?
Monga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感谢贵刊邀请。我本人是精准医学的坚定倡导者。我曾亲历这样一个时代:所有患者被给予同一种药物治疗同一种癌症。然而,基于深度测序和全基因组测序,我们现在已经明确,不同肿瘤是由各异的分子异常和基因变异所驱动。如果仍认为它们会对同一类药物产生一致反应,那未免过于天真。
就原发性肝癌而言,驱动该疾病的三大核心基因包括TERT启动子突变、TP53突变和β‑catenin(CTNNB1)突变。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成功靶向这三大关键基因及其蛋白产物,将对肝癌治疗产生深远影响。正如我在前面的报告中谈到的,我们团队自2005年起就在β‑catenin通路领域深耕,专门探索靶向HCC中β‑catenin和Wnt通路的策略。目前多项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我们相信靶向β‑catenin将为约35%的肝癌患者带来治疗获益。在此基础上,能否利用相同技术和原理靶向TP53乃至TERT,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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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肝病》:除了小分子抑制剂,GPC3 ADC、双特异性抗体、装甲型GPC3 CAR‑T等新型药物形态在2025–2026年数据频出。从肿瘤微环境和实体瘤递送难度看,您认为哪一类技术最具备在肝癌中落地的潜力?目前的主要瓶颈是什么?
Monga教授: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GPC3之所以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靶点,是因为其在正常肝组织中不表达,而仅在癌细胞上特异性高表达。这一特性至关重要——如果能将抑制剂精准递送至这类特定细胞,不仅可大幅降低不良反应风险,还能显著提升药物疗效。尽管如此,目前多项CAR‑T细胞疗法的临床试验虽在早期显示出令人鼓舞的初步结果,但最新数据显示其疗效往往较为短暂,难以产生持久应答。
因此,我个人最为看好的是双特异性抗体。如果同一抗体能够同时靶向两个不同的位点——例如桥接一个癌细胞与相邻的免疫细胞——就有望通过中断空间细胞间相互作用和微环境产生更持久的治疗效果。我对双特异性抗体充满期待,认为这将是未来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方向。与此同时,脂质纳米粒(LNP)疗法的前景也令人充满期待。LNP可被合成并工程化改造,将药物精准递送至特定细胞。一旦能够将“有效载荷”成功送达靶细胞,就能对肿瘤产生强有力的正向干预。
总而言之,诸多令人振奋的进展正在涌现,但我个人确有偏好的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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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肝病》:双免疫、IO+抗 VEGF、PD‑1/VEGF双抗等组合不断演进,但并非所有联合都能转化为生存获益。在您看来,未来联合策略应基于“机制协同”还是“分子标志物分层”?
Monga教授:确实如此,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正如我们一开始讨论精准医疗时所说,不能指望通过简单叠加就能获得理想效果。目前许多临床试验只是将已证实有效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各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联用,或者将两种不同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组合在一起。据我所知,这类联合在机制上并不合理,只是出于现有便利性,缺乏充分的机制依据。联合方案必须源于深入的机制研究。因此,持续开展深度生物学探索至关重要。
如今我们已拥有诸多先进技术,例如空间多组学——结合空间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这些技术能够阐明细胞间互作网络:哪些细胞在与哪些细胞“对话”,以及哪些细胞驱动了肿瘤进展。如果你能基于这类数据尝试鉴定生物标志物,进而筛选出适合接受特定双特异性抗体或其他方法靶向最相关分子的患者,这才是我认为在肝癌领域践行精准医疗的正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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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肝病》:如果向前看 3–5 年,您认为肝癌新药研究最值得期待的范式变化是什么?在基因组学、空间组学和多组学指导下的“个性化全程管理”中,临床医生、转化研究者和药企应分别补齐哪些能力?
Monga教授:确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人工智能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的时代。AI正在为我们提供诸多助力。今天会议上有人提到了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匹兹堡大学医学系的合作者不仅在做数字孪生,还在开发生物拟态孪生。这些技术为在模型中对患者进行分子亚型分型、评估治疗提供了机会,从而在将治疗施用于真实患者之前就能预判疗效。
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正如您在前面问题中提到的,并非所有患者都是相同的,治疗方案必须量身定制。随着技术不断精进,以及我们利用空间多组学技术对疾病机制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将能够鉴定出新型生物标志物。此外,每位患者都有独特的身份、病因、危险因素和疾病修饰因子。利用多尺度建模和其他计算框架,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将帮助我们将患者进行分层,使其接受基于所属类别的针对性治疗。
但如何识别这些生物标志物?获取肝脏组织样本并非易事,但这一现状正在迅速改变。由于HCC生物标志物发现曾因缺乏作为标准治疗的肝活检而远远落后,现在几乎所有临床试验都要求活检,希望这能成为临床常规。一旦这些活检和组织可用,数字病理就变得非常重要。
包括我们近期在Hepatology杂志上发表的TESERA研究在内的多项研究,已确定了利用H&E和计算病理来预测HCC患者生存的方法。目前已有用于HCC诊断的无创方法,影像组学(radiomics)——通过CT、MRI等影像手段识别肝癌的分子亚型并指导治疗——同样关键。我个人认为,基于AI的影像组学工具将在患者识别中发挥巨大作用。我们团队及其他团队已在这一领域涉足,用于识别β-catenin基因突变,已发表的结果令人振奋。该领域还需要更多工作。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药物向特定细胞的递送。不仅肝癌细胞本身重要,免疫微环境同样至关重要——其中存在星状细胞、内皮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等,所有这些细胞共同营造了肿瘤生长的微环境。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抑制某类细胞中特定通路、同时激活另一类细胞中另一通路的药物。如何实现这一点?这需要通过非常精细的化学设计,找到将药物递送至这些特定细胞的机制和手段。
我认为,当同一种药物能够在一种细胞中“关闭”某个信号,同时在另一种细胞中“激活”某个信号时,那才是真正的范式转变。我对发现和发明的进展速度持乐观态度,相信在未来5-10年内,我们应该能看到这类技术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