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肝病 发表时间:2026/11/20 21:52:44 浏览量:133
编者按
2026年,随着resmetirom、semaglutide等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靶向药物获批,临床治疗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肝硬化合并代谢综合征患者的心血管风险评估长期被忽视。如何建立真正适配肝硬化生理特征的评估路径,成为心肝共管的核心挑战。在AASLD 2026大会上,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Lisa VanWagner教授围绕上述主题发表专题发言,系统阐述了MASH新药时代我们能向患者做出的合理预后承诺,以及肝硬化背景下心代谢风险评估的实操路径。《国际肝病》现场专访VanWagner教授,展开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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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肝病》:2026年,随着resmetirom、semaglutide等MASH靶向药物获批,临床治疗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您看来,这些新药在逆转纤维化与消退炎症方面的真实世界表现,与关键注册临床试验的数据是否一致?
VanWagner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先识别出真正有风险的患者群体,才能合理处方这些药物。总体而言,resmetirom的耐受性非常好,它是一种每日一次口服片剂。semaglutide则让患者感到非常熟悉和舒适,因为很多人身边都有亲友在使用这类药物。当然,我们必须关注胃肠道副作用。我认为这些药物在其设计目标——改变组织学终点——方面是有效的。这也正是我们在2026年能向患者做出的承诺:大多数患者会体验到炎症的一定程度改善,一部分患者可能会获得瘢痕组织(即纤维化)的改善。但就目前而言,我们无法向患者承诺这些药物能真正改变临床结局。我们非常期待并兴奋地等待未来几年这些硬终点数据的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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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肝病》:您的讲题还涉及MASH治疗在肝硬化发生、肝失代偿、肝癌及心血管死亡等硬终点方面的影响,现有证据能支撑我们做出哪些具体的预后承诺?
VanWagner教授:这一点同样非常关键。我们目前拥有的主要是纤维化和炎症方面的替代终点数据,尚缺乏临床结局层面的硬终点证据。因此,我们必须避免过度承诺,不能把尚未被长期验证的获益说成既定事实。
目前来说,我们可以合理援引观察性队列研究中的信号。以GLP-1受体激动剂为例,至少在这类药物中已观察到一种趋势:失代偿风险有所降低,肝细胞癌(HCC)结局可能改善,肝相关事件和心血管事件风险下降。其中,心血管方面的证据最为扎实——来自SELECT等大型试验的预设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因此可以给出相对积极的评价。相比之下,对于其他肝脏相关事件——如失代偿、移植或肝相关死亡——我们目前仍主要依赖观察性数据,证据级别有限。
对于resmetirom而言,这类长期临床结局数据就更加匮乏,相关确证性研究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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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肝病》:合并代谢综合征的肝硬化患者正成为一个日益庞大且预后更差的群体。为什么这一群体的心代谢风险评估长期被忽视?传统的心血管风险评分(如ASCVD风险计算器)在这一人群中为何“失效”?
VanWagner教授:我认为核心问题在于,这些传统风险评分的构建队列中,尚未纳入肝硬化患者。肝硬化会从根本上改变基础代谢生理学,也会改变我们解读用于计算风险评分的生物标志物(如血脂、肌酐)的方式。因此,这些评分在肝硬化患者中表现极差。对于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强行套用诸如PREVENT之类的评分并没有可参考价值。所以我们必须跳出传统框架,从肝硬化特有的生理特征和表型出发,重新审视这类患者的风险分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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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肝病》:对于临床医生而言,面对一位同时患有肝硬化和代谢综合征的患者,您建议的“心代谢风险评估路径”具体包含哪些步骤?哪些检查应作为常规,哪些仅用于高风险亚群?
VanWagner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首先,基础代谢指标的监测——包括血脂谱、糖化血红蛋白(HbA1c)和血压——仍应作为常规项目照常进行。但我们不能仅依赖某个时间点的“横断面快照”,必须动态审视患者代谢异常的轨迹和发展趋势。
在进阶的心脏评估方面,我建议将其聚焦于那些面临重大风险决策、且该决策将显著改变患者系统应激脆弱性的场景。例如,当患者准备接受TIPS手术、肝移植或其他大型腹部手术时,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其肝硬化生理学状态,并考虑追加针对性检查。这主要包括两项:一是进行冠状动脉解剖学评估以排查冠心病,因为传统的负荷试验在此类人群中检测冠脉缺血的效能严重不足;二是进行全面的超声心动图检查,以识别亚临床心肌功能障碍,即我们常说的“肝硬化性心肌病”。
简而言之,对于这一复杂群体,我们既要守住基础代谢指标的动态监测,又要在关键临床节点及时启动进阶的心脏评估,这才是真正改善其长期预后的核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