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糖尿病和肝脏病是我国常见的慢性病，二者在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疗靶点等多方面存在着相互作用或互为危险因素，共同管理有利于减轻疾病负担。为助力我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事业发展，本刊携手CHESS肝脏健康联盟共同推出“糖肝共管”文献月评专栏，每月分享有关于糖尿病合并肝脏病的疾病机制研究、诊疗进展等相关文献，并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文献点评，希望为相关领域专家、研究人员及一线医务工作者开展科学研究和临床诊治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帮助。

本期“糖肝共管”文献月评将分享糖尿病及肝病相关的6篇临床研究文献。本期特邀点评专家：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王岩教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饶伟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映梅教授。

点评专家

王岩教授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科教科科长，肝病门诊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肝胆病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脂肪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辽宁省免疫学会感染免疫分会前任主任委员，辽宁省中医药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近三年主持或参与国家级课题7项；省级课题4项。获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

01

1型糖尿病患者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与血管功能障碍有关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is associated with vascular dysfunction in type 1 diabetes.

Mertens J, Stoop T, Dirinck E, et al. Cardiovasc Diabetol. 2026;25(1):107. doi: 10.1186/s12933-026-03114-2.

与代谢相关脂肪肝疾病（MASLD）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有关。动脉僵硬度和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股动脉脉搏波速度，即cfPWV、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即CIMT）以及内皮功能障碍（流量介导的扩张，即FMD、硝酸甘油诱导的扩张，即NID）是预测ASCVD的潜在指标。本研究考察了1型糖尿病（T1DM）患者中血管病变与MASLD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T1DM患者中，cfPWV是与MASLD相关的最可靠的血管标志物。cfPWV、CIMT和FIB-4与5年ASCVD发病风险显著相关。

研究对非吸烟的T1DM患者（无ASCVD）进行了横断面血管评估。通过超声和瞬时弹性成像确定MASLD，FIB-4作为纤维化的指标进行计算，使用Steno1型风险引擎评估ASCVD风险评分。将受试者以2：1的比例纳入对照组和病例组，并在年龄和T1DM病程方面进行匹配。研究对105名受试者进行了检查，其中30人患有MASLD。平均年龄为51.7±15.7岁，平均T1DM病程为29.9±14.3年。50%为男性，平均糖化血红蛋白为55.1±9.5 mmol/mol（7.2±0.9%）。MASLD与NID的降低相关（15.3±6.3 vs. 20.1±7.5%，P=0.003）。在患有MASLD的人群中，NID和cfPWV更常出现受损情况（分别为53.3% vs. 28.4%，P=0.018；56.7% vs. 35.1%，P=0.043）。在调整后的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中，MASLD与cfPWV的升高呈正相关（OR：8.30；95%CI：1.25~55.2；P=0.029），年龄、性别和平均动脉压也是如此。cfPWV和CIMT与5年ASCVD风险显著相关（cfPWV ρ=0.76，CIMT ρ=0.81；P<0.001），FIB-4也是如此（ρ=0.74，P<0.001）。CIMT（0.93）、cfPWV（0.88）和FIB-4（0.88）在识别显著的ASCVD风险方面具有最高的AUROC值。

点评

这是一项高质量、设计严谨的横断面研究。研究纳入了无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的非吸烟T1DM成年患者，根据年龄和糖尿病病程进行了 2:1 的匹配对照，排除了酒精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等混杂因素的影响，最大程度的保证了MASLD与血管指标关联的独立性与可信度。研究采用超声、瞬时弹性成像（FibroScan）标准化诊断 MASLD，同步评估了内皮功能（FMD/NID）、颈动脉-股动脉脉搏波速度（cfPWV）、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踝肱指数（ABI）等血管指标，覆盖了从血管功能异常到结构病变的不同阶段。研究发现在T1DM患者中，MASLD主要与cfPWV的增加密切相关，其次与亚临床血管功能障碍（NID）相关，FIB-4也显示出作为ASCVD风险标志物的潜力，揭示了独特的病理机制。该项研究契合临床需求，为T1DM患者MASLD的筛查与心血管风险分层提供了直接且可靠的临床证据，推动了无创血管检测技术纳入高危人群的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为制定个体化干预策略、降低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风险提供关键支撑。

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设计结果仅能说明MASLD与血管功能障碍相关，并不能判断MASLD是血管损伤的原因还是代谢紊乱的共同结果。研究样本量偏小，单中心局限研究结果外推性有限，体重与性别等因素可能混淆MASLD的独立效应。另外，FIB-4是肝纤维化的指标，在T1DM人群中适用性仍存在质疑，研究中MASLD患者仅有30人，无法深入分析肝纤维化与血管损伤之间的关联与分层效应。未来还需要开展大样本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明确MASLD进展（脂肪变→纤维化）与血管损伤的因果关系，探索减重、降糖等干预能否逆转MASLD相关血管功能异常。

02

糖尿病患者肝脏硬度测量与全因死亡率的关系

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 and All-Cause Mortality in Individuals With Diabetes.

Bril F, Huynh K, Bolla PR, et al. JAMA Netw Open. 2026;9(3):e260762. doi: 10.1001/jamanetworkopen.2026.0762.

美国糖尿病协会目前建议仅在纤维化-4（FIB-4）指数升高的情况下才进行肝脏硬度测量（LSM）。然而，与FIB-4相比，LSM可能能提供更多的有价值信息，而FIB-4在某些人群（如2型糖尿病患者）中表现不佳。本研究评估了通过LSM评估的肝脏纤维化与糖尿病患者及非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率增加是否存在关联。结果表明，在本次队列研究中，肝脏硬度测量值是糖尿病患者全因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即使在相对较短的随访期内也是如此。将肝脏硬度测量值作为糖尿病常规管理的一部分用于筛查肝纤维化，有助于早期识别高死亡风险的患者。

这项队列研究纳入了具有完整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VCTE）和控制衰减参数（CAP）数据的成年患者。基线数据，包括人口统计学信息和常规实验室检查结果，均来自2017年至2018年的全国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并与来自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和国家死亡索引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数据相链接。排除了除代谢相关脂肪肝疾病以外有肝脏疾病病史的患者。数据分析时间为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使用检查权重考虑了复杂的调查设计。暴露情况表明，基于CAP结果和VCTE的肝脏疾病评估，CAP结果中≥274分贝/平方米表明存在代谢相关脂肪肝疾病（MASLD）的诊断，而LSM结果中≥9.7千帕则表明存在晚期肝纤维化。主要结果和测量指标是全因死亡率，死亡风险以风险比（HR）的形式呈现，并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计算95%置信区间。

本研究共纳入4102名成年患者（平均年龄47岁，标准误为1；50.7%为女性），平均BMI计算方法为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为29.5（标准误为0.3）。糖尿病在参与者中占14.5%，平均随访时间为24个月（标准误2个月），期间有59名患者（1.4%）死亡。在随访期间死亡的患者与未死亡的患者相比，年龄更大（平均年龄62岁，标准误3岁 vs. 47岁，标准误1岁；P<0.001），糖尿病患病率更高（35.7% vs. 14.2%；P=0.01），且更有可能是非西班牙裔白人种族（85.1% vs. 62.7%，P=0.002）。糖尿病与MASLD合存（aHR：2.77；95%CI：1.16~6.65；P=0.03）以及糖尿病与晚期肝纤维化（aHR：6.41；95%CI：1.03~39.85；P=0.047）均与全因死亡率增加有关。在糖尿病患者中，LSM（aHR：1.06；95%CI：1.04~1.09；P<0.001）而不是FIB-4指数与全因死亡率仍相关（在调整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和糖化血红蛋白等其他临床变量后）。

点评

这项研究对当前临床实践中主要依赖Fibrosis-4（FIB-4）指数作为糖尿病患者肝病风险初筛工具的策略提出了重要挑战。系统性评估了基于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VCTE）的肝脏硬度测量（LSM）与糖尿病人群全因死亡率之间的关联。研究采用了2017-2018年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数据，并匹配了死亡登记数据，避免了单中心选择偏倚。研究的核心发现在于，LSM是糖尿病患者全因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在调整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和糖化血红蛋白等临床变量后，这种关联依然显著；而FIB-4指数则未显示出独立的预测价值。更重要的是，LSM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在平均仅24个月的随访期内即已显现，凸显了其作为早期、敏感风险标志物的潜力，为糖尿病综合风险评估提供新的维度。通过将瞬态弹性成像技术（如VCTE）更为前置地纳入常规糖尿病管理流程，以超越FIB-4的限制，实现更精准的肝纤维化风险量化与高危患者早期识别，并指导强化干预或专科转诊。

研究还发现糖尿病与晚期肝纤维化（LSM≥9.7 kPa）共存时，患者的死亡风险显著增加（校正后风险比 6.41）。这一发现强调了肝纤维化与高血糖的协同效应，肝纤维化可能是糖尿病患者不良预后的关键放大因素，凸显了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采取控糖和保肝同步干预治疗的必要性。

然而，本研究存在局限。首先，平均24个月的随访时间对于全因死亡率终点而言相对较短，且死亡事件数有限，LSM与死亡之间的关联有待更大样本、更长时间的研究验证。其次，研究排除了非MASLD的其他肝病患者，这可能限制了其结论在病因混合的真实世界门诊中的普适性。最后，本研究未能评估LSM的动态变化对预后的影响。

展望未来，研究需延长随访时间并在更广泛人群中验证LSM的预测效能。整合LSM与肝脂肪变性（CAP）等动态复合指标，有望构建糖尿病肝病共病更精细的风险分层与管理路径。本研究结果为推动将VCTE整合到常规糖尿病管理中，以改善风险分层、识别不良结局高风险患者，从“单纯控糖”转向“糖肝共管”，为指导强化管理或专科转诊，提供了强有力的循证支持。

点评专家

饶伟教授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病内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Mayo Clinic访问学者。担任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肝脏移植分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移植病理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器官移植整合肿瘤学专委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科普工作组副组长及儿童器官移植工作组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器官移植受者健康管理专项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学专委会器官移植与代谢性疾病学组委员，中华消化外科菁英荟移植外科学组委员。ILTS-THINK中国区负责人，CHESS科普协作组组长，山东省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山东省器官移植科普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青岛市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副主任委员及器官移植分会委员，青岛市科普专家库成员及青岛市“蒲公英”科普名家，青岛移植受者联谊会（青谊之家）秘书长。《国际肝胆胰疾病杂志（HBPDint）》及《中华器官移植杂志》青年编委，《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及《肝博士》编委、《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通讯编委。擅长各种终末期肝病及肝移植术后综合诊治；2024年中国康复医学会科普工作先进个人，主编《揭秘肝移植》，参编著作5部，参编专家共识/指南7部，国家级课题立项2项，发表SCI论文20余篇，中文期刊论文40余篇，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5项，获青岛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及山东省科普大赛二等奖各1项，开通“和饶医生聊聊肝移植”公众号，已发表“肝病”及“肝移植”相关文章500余篇。

03

2型糖尿病患者预防MASLD的相关因素：一项整合纵向磁共振成像/磁共振弹性成像及稳定同位素追踪的前瞻性研究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rotection from MASLD in type 2 diabetes: A prospective study integrating longitudinal MRI/MRE and stable isotope tracing.

Tavaglione F, Ajmera V, Díaz LA, et al. JHEP Rep. 2026;8(3):101733. doi: 10.1016/j.jhepr.2026.101733.

2型糖尿病（T2DM）是MASLD发生和发展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本研究旨在一个包含148名T2DM患者的前瞻性队列中，确定与预防MASLD相关的潜在因素。结果表明，管理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如体重和血脂水平，对于预防T2DM患者中MASLD的发生可能至关重要。

这项前瞻性研究包括148名T2DM患者，他们在基线检查和2年随访时均使用MRI和MRE技术进行了肝脏高级分型。预防MASLD定义为在两个时间点均无肝脂肪变性（磁共振质子密度脂肪分数，MRI-PDFF<5%）和显著纤维化（MRE<3千帕）。使用费斯特惩罚逻辑回归评估与预防MASLD相关的其他因素，采用正则化逻辑回归模型作为补充分析。平均年龄和BMI分别为65（标准差：8）岁和30.4（标准差：4.3）千克/平方米，经过中位随访2（1.5~2.4）年，有27名（18%）患者未出现MASLD。在所有模型方法中，较低的BMI（OR：0.81；95%CI：0.64~0.98；P=0.029）、较低的HOMA-IR（OR：0.59；95%CI：0.39~0.83；P=8.6e-4）以及较低的循环甘油三酯（OR：0.986；95%CI：0.973~0.997；P=0.011）成为预防MASLD发生的最强预测因素。对来自一个独立队列的11名T2DM患者进行的探索性分析，通过稳定同位素追踪量化了肝脏的新生脂肪生成，结果显示无MASLD的患者肝脏新生脂肪生成量较低。

点评

过去的研究已证实，T2DM始终是MASLD发病及进展的最强影响因素之一。约2/3的T2DM患者存在 MASLD，约六分之一患者显示晚期纤维化证据。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T2DM患者并不会发展为 MASLD ，且长期保持无肝脏疾病状态，因此，了解及明确哪些因素在T2DM患者的肝脏疾病发展中起到保护作用，对此类患者的临床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这项来自美国加州的前瞻性研究就对“T2DM患者预防MASLD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探讨。该研究纳入了148例符合美国糖尿病协会临床实践指南诊断标准的50～80岁受试者，并通过MRI和MRE技术进行了肝脏高级分型，与此同时，还运用了氘水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对11名T2DM患者的肝脏新生脂肪生成能力进行了体内定量检测。结果发现，在中位随访2（1.5～2.4）年中，较低的BMI、较低的HOMA-IR以及较低的循环甘油三酯成为T2DM患者中与 MASLD保护相关性最强的因素，这些结果在所有逻辑回归模型中均得到一致验证。此外，还发现肝脏新生脂肪生成能力降低可能是T2DM患者出现MASLD的潜在保护性机制。该研究该结果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提示对体重和血脂谱等可调控危险因素的管理，可能对预防这一高危人群 MASLD发生及进展具有关键作用。

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1、研究纳入的例数仅148例，且仅有18%（27/148例）在入组前及随访2年后仍属于非MASLD（保护组），研究结果的普适性较为有限；2、该研究的对象包括了6个不同种族（白人占45%-48%，亚裔占15%-17%），无法排除种族异质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3、尽管该研究对酒精摄入及体力活动这两项生活方式因素进行了调查，但缺乏饮食、工作性质、吸烟、家族史等其他MASLD影响因素的调查；4、该研究仅在入组时及随访2年后对研究对象进行了MRI及MRE的检查，两年的随访期可能不足以全面反映MASLD 进展或保护作用的长期动态变化。

建议今后进一步开展不同种族、更大样本、随访期更长的多中心研究来验证这些发现，并评估所识别因素与 MASLD 保护作用之间的因果关系。

04

糖尿病和肥胖症会降低 FIB-4 在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转诊路径中的准确性

Diabetes and obesity reduce FIB-4 accuracy in MASLD referral pathways.

Shaheen AA, Baguley E, Swain MG, et al. JHEP Rep. 2026;8(4):101735. doi: 10.1016/j.jhepr.2026.101735.

在初级医疗保健机构中，通常会使用FIB-4来对与MASLD进行分诊，但其准确性可能因患者特征而有所不同。研究旨在评估FIB-4的表现与弹性成像技术的对比情况，将其与其他非侵入性检测方法进行比较，评估体重指数（BMI）、糖尿病、性别、谷丙转氨酶（ALT）和年龄等因素对效果的影响，并校准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2D-SWE）和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VCTE）的阈值。结果表明，仅FIB-4指标未能有效识别糖尿病和/或肥胖患者。这些患者应优先进行弹性成像检查，即使FIB-4值小于1.30也应如此。建议在其他队列中验证这些发现，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分诊实践。

研究分析了两个具有配对血清评分和弹性成像数据的队列，卡尔加里队列（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N=8126）和埃德蒙顿队列（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N=985），总结了纤维化风险分布情况，并使用超出概率将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与指南推荐的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切点进行对齐。在卡尔加里队列中，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的中位值为4.6千帕（IQR：3.9~5.8），9%的患者肝脏硬度≥8千帕；FIB-4的值小于1.30的比例为70%，大于等于2.67的比例为5%。在埃德蒙顿队列中，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的中位值为5.3千帕（4.4~6.6），14%的患者肝脏硬度≥8千帕；FIB-4的值小于1.30的比例为77%，大于等于2.67的比例为3%。在超声弹性成像模型中，当FIB-4值为1.30时，患有糖尿病或体重指数（BMI）≥30千克/平方米的个体中肝脏硬度≥8千帕的概率显著高于没有这些风险因素的个体。回归分析表明，体重指数和糖尿病会显著增加在给定FIB-4值下肝脏硬度≥8千帕的概率，而性别、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升高和年龄的影响较小。使用推荐的2D-SWE阈值（9、13、17千帕），观察到与VCTE为15、20、25千帕的预期逐步对应关系，这支持了不同模态之间弹性成像切口的统一性。

最近的指南建议使用敏感的血清基质标志物（例如FIB-4）作为第一步来制定MASLD患者的风险分层临床护理路径，并将阈值设定为<1.30以排除晚期纤维化。对于患有糖尿病或肥胖症的患者而言，FIB-4指数低于1.30的阈值解读方式与无上述疾病患者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一发现表明有必要对使用FIB-4作为初步检测的转诊路径进行优化。引入考虑患者特征的新转诊模式能够改善患有MASLD（门静脉系统肝硬化）且需要特殊肝脏护理的患者的风险分层。

点评

MASLD 临床路径的主要目标是首先使用简单的血清标志物，随后采用放射学检查方法，如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VCTE）、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2D-Swe），或采用特定血清标志物，如增强型肝纤维化（ELF），以识别存在进展性纤维化风险、可能需要进一步评估、管理和治疗的患者。近期指南建议，对于MASLD患者，首先应采用基于血清标志物（例如FIB-4指数）且具有高阴性预测值（NPV）临界值的临床路径进行风险分层。然而，FIB-4值存在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在识别糖尿病患者晚期肝纤维化方面的准确性较差以及FIB-4值与患者的BMI相关等局限性，因此，仅凭借FIB-4这一个临床指标对MASLD患者进行风险分层及医疗转诊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这项来自加拿大的研究对两个具有配对血清评分和弹性成像数据的队列：卡尔加里队列（2D-Swe；N=8,126）和埃德蒙顿队列（VCTE ；N=985）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给定FIB-4值下，BMI和糖尿病会显著增加肝脏硬度≥8 kPa的概率，而性别、ALT升高和年龄的影响较小。因此，研究者认为，针对肥胖和糖尿病患者，采用FIB-4进行初始分诊需进一步优化，因为存在相当比例肝硬度指数升高的患者可能被漏诊，即使FIB-4值<1.30，此类患者仍应快速转诊至弹性成像检查。

该研究首次报道了初级保健领域内评估的两个最大 MASLD 队列研究结果。其局限性在于：1）该研究属于回顾性研究，且在卡尔加里队列中，共有8,590例患者在2D-Swe评估后6个月内才获得可用于计算FIB-4的AST检测数据（即FIB-4与2D-Swe的数据并非同时获得），此不足可能对其研究结果产生较大影响；2）卡尔加里队列中有5,720例（70%）患者存在ALT水平升高，而埃德蒙顿队列的多数患者也存在ALT和AST水平升高，且两个队列的中位BMI分别为31.2 kg/m2和30.9 kg/m2，这些特征或不足可能对FIB-4与2D-Swe或VCTE 值之间的关联具有显著影响，从而影响该研究所得结论的普适性；3）在该研究所纳入的两个队列中，所采用了弹性成像检查技术并不统一（卡尔加里队列采用了2D-SWE，而埃德蒙顿队列采用了则VCTE），不同的诊断技术对其结果的影响亦应予以充分考虑，今后有必要通过相同的二维声学超声设备对研究结果进行验证。

点评专家

唐映梅教授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内科主任。担任云南省医院协会肝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南女医师协会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分会胆胰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胰腺癌专委员会神经内分泌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消化外科分会神经内分泌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高原消化协作组组员。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者委员会肝病学组常委，云南省医学领军人才（消化内科），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云南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消化病学博士导师团队带头人，云南省自身免疫性肝病基础与临床研究高校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

05

GLP-1受体激动剂与SGLT2抑制剂在MASLD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心血管结局：真实世界证据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of GLP-1RA vs SGLT2抑制剂 in MASLD and type 2 diabetes: real-world evidence.

Yang CC, Wu JY, Cheng YY, et al. Diabetes Res Clin Pract;235:113206.

患有MASLD并伴有2型糖尿病（T2DM）的患者心血管疾病风险较高。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是否能提供与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相当的心血管保护作用仍不确定。结果表明，在患有MASLD和T2DM的患者中，GLP-1RA疗法相较于SGLT2抑制剂疗法，能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为这一人群提供了真实世界的对比证据。

通过TriNetX全球健康研究网络，研究对2017年至2025年期间开始使用GLP-1RA或SGLT2抑制剂并患有MASLD和T2DM的成年人进行了回顾性队列研究。倾向评分匹配使人口统计学特征、合并症、药物使用情况和实验室变量达到平衡。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Kaplan-Meier曲线、里程碑分析、阴性对照结果和E值估计来分析结果。应用目标试验模拟原则以减少时间损失和混杂偏倚。经过匹配后，共纳入52094名患者（平均年龄58.5岁，49.7%为女性），中位随访时间为3.0年。使用GLP-1RA相比使用SGLT2抑制剂，与主要不良心血管和脑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相关（HR：0.86；95%CI：0.80~0.92；P<0.001）。心力衰竭、心肌梗死、中风以及全因死亡率的风险也显著降低。各项结果在敏感性分析中均保持一致。

点评

本研究基于TriNetX全球数据库，在MASLD合并T2DM人群中，对GLP-1RA与SGLT2抑制剂的心血管结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真实世界比较，具有一定创新性和临床价值。设计较为规范，样本量大，且采用新使用者设计和倾向评分匹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混杂偏倚。此外，通过目标试验模拟、阴性对照结局、E值估计等方法来增强因果推断的稳健性，方法学较为严谨和全面。本研究采用头对头比较，结果显示GLP-1RA在降低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多项次要终点方面均优于SGLT2抑制剂，提示GLP-1RA在糖肝共管中具有独特优势。然而，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包括对纤维化程度进行分层不够精细、随访时间偏短、处方偏倚风险（GLP-1RA更常用于肥胖患者）。

总体而言，该研究为MASLD合并T2DM患者中GLP-1RA与SGLT2抑制剂的心血管获益提供了重要的真实世界比较证据，支持GLP-1RA在动脉粥样硬化相关事件方面可能具有更强优势。但由于观察性设计及残余混杂不可避免，其结果更适合用于“生成假设”而非直接改变临床决策，未来仍需随机对照试验或更精细表型分层的前瞻性研究加以验证。

06

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对计算机断层扫描图像进行分析，评估2型糖尿病患者肝脏和腹部的脂肪堆积情况

Hepatic and abdominal adiposity in type 2 diabetes as assessed with machine learning on computed tomography scans.

Tran RH, Raghupathy P, Hazim M et al. Diabetes Obes Metab. 2026. doi: 10.1111/dom.70557.

对于2型糖尿病（T2DM）患者而言，多种腹部影像特征之间的综合评估仍缺乏全面的描述。本研究通过大规模、种族多样且以疾病为重点的医学生物样本库中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图像来探讨这些关系。结果表明，CT上的肝脂肪变性、肝肿大和内脏脂肪堆积与T2DM有关。肝脏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脾脏大小对T2DM的影响。VSR可作为传统肥胖指标的替代指标，准确反映T2DM风险。

深度学习算法被应用于宾夕法尼亚医学生物库中进行腹部CT扫描的患者样本，以量化基于图像得出的表型，包括肝脂肪变性（HS）的脾肝衰减差值（SHAD）、肝脏和脾脏体积（SV）、腹部内脏和皮下脂肪组织（分别指VAT和SAT）以及内脏与皮下组织的比率（VSR）。共纳入1594名患者（平均年龄62岁，49.4%为男性，59.3%为白人），其中包括950名非T2DM患者和644名T2DM患者。T2DM诊断依据糖化血红蛋白A1c水平6.5%这一标准确定。

T2DM患者在HS（SHAD：-4.49 vs. -6.88；P=1.34×10-8）、脂肪变性患病率（41.8% vs. 27.7%；P=4.85×10-9）以及VSR（0.62 vs. 0.55；P=1.69×10-3）方面均高于非T2DM患者。在对年龄、性别、种族和体重指数（BMI）进行调整的多变量分析中，T2DM与SHAD（OR：1.04；95%CI：1.02~1.05）、SV（OR：4.53；95%CI：1.89~10.99）和VSR（OR：2.87；95%CI：1.96~4.20）的关联具有独立性。综合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了肝脏因素后，脾肿大与T2DM之间没有关系（OR：1.08；95%CI：0.95~1.23），但发现VSR与T2DM之间的关联更强（OR：1.40；95%CI：1.20~1.63），比BMI的关联更强（OR：1.14；95%CI：1.01~1.29）。

点评

本研究利用深度学习技术从腹部CT平扫中自动量化多种腹部影像表型，包括肝脂肪变、肝脾体积、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及其比值（VSR），在从Penn Medicine BioBank数据库筛选的1594例患者中系统评估了这些指标与T2DM的关联。结果发现糖尿病患者肝脂肪变更明显、VSR更高、肝脏和脾脏体积更大。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在调整年龄、性别、种族和BMI后，肝脂肪变、肝体积、内脏脂肪和VSR均与T2DM独立相关，其中VSR的关联强度甚至超过BMI，提示脂肪分布比总体肥胖更能反映代谢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脾脏体积在单变量分析中与T2DM相关，但调整肝脏因素后不再独立，说明脾大可能继发于肝脏改变而非直接与T2DM相关。该方法实现了“机会性筛查”，无需额外扫描或人工标注，具备大规模推广潜力。然而，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单次CT无法追踪疾病动态变化，无法确立因果关系。此外，肝纤维化指标、降糖药物的使用等因素未纳入回归模型。

总体而言，这是一项方法学创新且临床相关性强的研究，VSR作为优于BMI的代谢风险指标、以及脾脏变化依赖肝脏因素的发现，为糖肝共管的风险评估和影像学机会性筛查提供了重要依据，但需纵向研究和更全面的混杂控制来验证其临床转化价值。

*主编：李婕、祁小龙

*执行编辑：靳睿 芮法娟 付丽云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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