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我们正面临冲刺WHO “2030消除病毒性肝炎目标”的决胜关口。亚太地区作为承载全球六成以上乙肝负担的“主战场”，亟需一套破局之策。在第35届亚太肝病研究学会年会（APASL 2026）上，最新的《APASL慢性乙型肝炎感染管理临床实践指南（2026年版）》（以下简称：指南），正是对这一紧迫需求的强力回应。

作为亚太地区肝病防治领域的风向标，APASL 2026乙肝指南的更新引发了全球关注。本刊特邀本次指南修订的核心执笔人——香港天下仁心临床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香港天下仁心医疗中心肠胃及肝脏病科高级顾问医师、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廖家杰教授进行独家专访。

廖教授指出，新版指南是一次彻底的范式转移：它打破了“免疫耐受期”不可撼动的陈旧观念，确立了“Treat-All”的简化治疗框架；它直面亚太地区医疗资源不均的现实，将决策权下放基层，并首次深度融合了MAFLD的管理挑战。从推崇有限疗程的功能性治愈，到呼吁平价可及的药物策略，这部指南不仅是将诊断治疗率从15%推向80%消除红线的“作战地图”，更向业界传递了明确信号：乙肝防控已进入下半场，唯有告别观望与犹豫，以积极的简化策略迎战，方能赢得这场关乎亿万人健康的终极战役。

《国际肝病》：在这一版指南更新的背后，主要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是基于近年来涌现的关键临床数据，还是为了加速实现WHO 2030消除病毒性肝炎目标的迫切需求？

廖家杰教授：两者兼有，但最核心的驱动力是WHO 2030消除目标的紧迫性。我们亚太地区拥有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慢性乙肝感染者，但诊断率和治疗率长期低于15%，距离“2030消除病毒性肝炎目标”相差甚远。

具体来说，有三方面的动力：

第一，科学认知的进步——我们认识到过去的“免疫耐受期”并非真正良性，患者仍有进展为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

第二，诊断和治疗工具的发展——现在我们有高效、安全且价格已大幅下降的一线核苷（酸）类似物（NUCs）药物（TAF、TDF、ETV），更普及的无创肝纤维化评估方法（FIB-4、APRI、VCTE），以及定量HBsAg等新型生物标志物。

第三，疾病谱的变化——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合并CHB的患者越来越多，使管理更加复杂。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更简化、更积极的指南，从“观察等待”转向“更多治疗”乃至“全员治疗”的策略。

《国际肝病》：作为APASL的核心专家，您深度参与了本次指南的修订。能否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在新版指南中，主要有哪些具体的更新内容？

廖家杰教授： 本次更新有多项重大转变，我重点介绍以下几项：

• 大幅扩大治疗指征（“Treat-All”趋势）： 不再严格依赖HBV DNA和ALT的具体阈值。只要HBV DNA可检测到且ALT超过正常值上限（≥40 IU/L），无论HBeAg状态和纤维化分期，均建议启动抗病毒治疗。
• 普及人群筛查： 在亚太地区（HBsAg流行率≥2%），建议在成年期至少进行一次普遍筛查，而不仅仅针对高危人群。这是发现未诊断感染者的关键。
• 简化肝纤维化评估： 在资源有限地区，首选血生化指标（FIB-4或APRI）作为评估肝纤维化的主要工具，提高可及性。
• 明确“功能性治愈”目标及路径： 我们正式将功能性治愈（停药24周后持续HBsAg消失且HBV DNA检测不到）作为首要治疗终点。对于接受NUCs治疗后病毒抑制良好、HBsAg水平较低（<1500 IU/mL）的非肝硬化患者，可考虑加用Peg-IFN-α治疗以追求功能性治愈（B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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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肝病》：纵观整部指南，您认为令您感到振奋、也相对最具突破性的亮点是什么？这一版指南在哪些方面确立了独有的“亚太标准”，从而对全球乙肝防控产生深远影响？

廖家杰教授： 最令人振奋的突破性亮点，无疑是我们的 “简化Treat-All”框架。虽然其他国际指南也在向扩大治疗方向靠拢，但APASL 2026指南为资源差异巨大的亚太地区提供了最具体、最可操作的建议。我们的核心信息是：只要病毒可检测到、ALT哪怕仅轻微升高，就应纳入治疗考量。

这构成了独特的“亚太标准”，主要体现在：

• 直面现实： 亚太地区承担着全球60%以上的乙肝负担，我们不能再漏掉那些“非活动期”或“不确定期”的患者。
• 简化流程以赋能基层： 通过减少复杂的动态分期，采用更简单的治疗路径，我们使初级卫生保健和社区医生也能放心启动治疗。
• 首次整合MAFLD管理： 我们明确承认，在CHB合并MAFLD时，现有无创指标无法区分肝损伤的主要病因，因此必须同时管理两种疾病。这对我们老龄化且代谢性疾病日益增多的亚太人群至关重要。

这套务实、可操作的策略，我相信会比那些维持更严格、更复杂标准的指南，更有效地加速乙肝的诊断和治疗覆盖。

《国际肝病》：目前全球都在探索乙肝的“功能性治愈”。APASL 2026版指南对于使用干扰素（Peg-IFN）或新型药物（如RNAi、进入抑制剂）的联合治疗方案，给出了怎样的推荐等级？在您看来，要达到真正的“消除”，我们还需要在指南之外期待哪些突破性疗法？

廖家杰教授： 目前 Peg-IFN-α 仍然是我们实现功能性治愈的、已确立的有限疗程疗法。对于没有禁忌症的患者，我们给予A1级推荐作为一线治疗选择。对于已经接受NUCs治疗、病毒学抑制良好且HBsAg水平较低（<1500 IU/mL）的患者，我们建议（B1级）可考虑加用Peg-IFN-α治疗。

至于 新型药物（如RNAi、核心抑制剂等），指南非常明确：目前的证据尚不支持在严格设计的临床试验之外广泛使用这些新药。许多新药的HBsAg下降效果有限且不持久。

要真正实现广大患者的“功能性治愈”，我们还需要以下突破：

• 持久、有限疗程、口服的治疗方案，能够沉默或清除cccDNA和整合的HBV DNA。
• 与强效免疫调节剂的组合，能够恢复持久的宿主免疫，且副作用要明显优于现有的Peg-IFN。
• 可负担、可及且可推广的治愈方案。任何治愈方法如果在亚太地区的中低收入国家无法负担和推广，就不能真正解决消除问题。

《国际肝病》：从公共卫生和临床实践的角度来看，这部凝聚了亚太智慧的指南，将如何指导中国及亚太地区应对乙肝防控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在加速实现WHO 2030消除目标的征程中，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意义？

廖家杰教授： 这部指南本质上是一份 “行动号召”和“实施路线图”，其意义非常重大：

• 对临床医生： 消除了“何时治疗”的犹豫。明确的信息是：病毒阳性 + HBV DNA 可检测 = 启动治疗。这能预防大量患者无声进展为肝硬化和肝癌。
• 对政策制定者： 提供了支持扩大治疗（包括早期纤维化阶段）的成本效果证据。倡导去中心化、以基层和社区为基础的照护模式，以及全民筛查策略。推荐使用FIB-4等廉价易得的工具进行初始纤维化评估。
• 对中国尤其重要： 作为全球乙肝负担最重的国家，采纳这种“Treat-All”策略可以预防数十万计的肝脏相关死亡。指南与中国自身扩大治疗的努力高度一致，能够加速国家级消除计划的落地。
• 对WHO 2030目标： 本指南直接针对消除的核心障碍，即低诊断率和低治疗率。通过降低启动治疗的阈值、简化监测流程，它使“全员治疗”成为一个现实可及的目标。扩大筛查（普遍+风险）和简化照护路径，正是将当前15%的治疗率提升到80%目标所迫切需要的手段。

总而言之，APASL 2026乙肝指南不仅是一份科学文献，更是一套专为在亚太地区赢得乙肝防控之战而设计的实用武器。我们已有知识，这份指南给予我们策略，接下来就是行动。

专家简介

廖家杰教授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香港天下仁心临床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香港天下仁心医疗中心肠胃及肝脏病科高级顾问医师

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MBBS）（1987）

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MRCP）（1990）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士（FHKCP）（1995）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肠胃及肝脏科）（FHKAM）（1995）

香港大学医学博士（2001）

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FRCP ）（2004）

伦敦大学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 （FRCP）（2006）

美国肝病研究学会会员（FAASLD） （2015）

曾任中国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助理院长、肠胃及肝脏科临床教授、亚太肝病学会主席曾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香港大学医学院杰出研究成果奖、解放军总后医疗成果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最高荣誉奖项Okuda-Omata杰出成就奖等。

是目前国际上研究消化道及肝病的权威之一，在New Engl J Med，Lancet，Gastroenterology，Hepatology，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等杂志上发表论文300多篇, H指数为108。

现任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资深常务委员、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乙肝再激活指南委员会和新冠肺炎（COVID-19）工作专家组主席、乙肝指南委员会联合主席、丙肝和肝癌指南委员会委员和网络研讨会项目负责人现任亚太消化性疾病联盟（APDWF）管治委员会委员。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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