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肝病 发表时间:2026/5/13 0:20:25 浏览量:762
编者按:我国是肝癌大国,疾病负担沉重,诊疗呈现高发病率、高死亡率、低早诊率、低生存率的严峻态势。随着靶向、免疫治疗快速迭代与多学科协作MDT模式不断成熟,肝癌诊疗正从单次治疗、分科施治向全周期、闭环式、内科主导的慢病管理转型。感染科、消化科、肿瘤内科等内科医生凭借肝病基础管理、系统治疗决策、不良反应管控与全程协调优势,逐步成为肝癌诊疗链条中的核心角色。在第六届大湾区肝病国际论坛暨2026消除病毒性肝炎大会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恩强教授围绕“内科医生主导的肝癌全程管理与MDT实践”展开深度分享,完整呈现我国肝癌管理现状、内科核心定位、筛查诊断、系统治疗、MDT落地与患者守护全链条,为临床实践提供可参考、可复制、可推广的规范化路径。现将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我国肝癌疾病负担尤为突出,2022年全球肝癌新发病例约87万例,死亡病例约76万例,中国新发病例约37万,占全球近43%,每年新发病例与死亡病例数量高度接近,防控形势极为严峻[1-3]。我国肝癌患者绝大多数具有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及肝硬化背景,疾病历经慢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多因素、多步骤长期演进,致病因素复杂、症状隐匿、生物学行为恶性度高,叠加慢性肝损伤、肝硬化及多种预后因素交织,整体病情复杂、诊疗难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临床数据显示我国接近80%的肝细胞癌HCC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失去根治性手术机会,整体生存不佳且生活质量显著下降[4-6]。基于BCLC分期的真实世界数据显示A期患者占比仅21.4%,B期40.0%、C期30.5%、D期8.1%,对应5年总生存率OS分别仅为34.2%、9.2%、6.2%、0.9%,晚期患者几乎无长期生存可能。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评估SF-36量表进一步证实HCC患者在一般健康、心理健康、身体功能、情感职能、生理职能、社会功能、活力等维度得分均显著低于一般人群,且分期越晚生活质量下降越明显,BCLCC期患者总体SF-36评分仅34.3,显著低于A期患者的66.9(P<0.05),中晚期患者身心负担极重。
我国肝癌5年生存率提升缓慢,2003–2005年为9.6%,2012–2015年仅升至12.1%,远低于同期整体癌症提升幅度[7]。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且不低于46.6%。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NMPA与国家卫生健康委连续发布多项指导原则,强调晚期HCC治疗必须延长生存与改善生活质量并重,在保证疗效的同时提升治疗安全性、优化患者体验,推动肿瘤治疗向以临床价值为核心转型[8-10]。传统诊断后局部治疗、被动等待复发的碎片化模式已无法满足临床需求,肝癌正式进入慢性病全程管理新时代[11]。
一项覆盖122位三级医院94.26%为三甲医院感染科医生的横断面调查显示,感染科已深度参与肝癌诊疗工作,96.72%常规参与筛查与早期诊断,76.23%参与晚期姑息支持治疗,73.77%参与影像学评估,65.57%参与靶向免疫治疗不良反应管理[12]。但核心治疗环节仍存在明显短板,仅33.61%可独立或主导制定靶向免疫治疗方案,39.34%仅负责基础肝病管理,52.46%常规或经常参与MDT,近半数医生仅偶尔参与或基本不参与,在核心治疗决策中的话语权明显不足。
调查同时显示阻碍感染科医生深度参与肝癌诊疗的三大障碍依次为传统学科分工壁垒(77.05%)、缺乏系统肿瘤学知识与培训(70.49%)、医院政策或流程不支持(54.92%)。而临床医生参与肝癌全程管理的意愿极为强烈,96.72%认为感染科有必要在肝癌全程管理中承担更重要角色,最迫切的需求包括靶向免疫不良反应管理专项培训(90.98%)、与外科及肿瘤科同道的交流平台(89.34%)、肝癌最新指南系统解读与MDT病例实践(88.52%)。这一结果清晰表明内科医生进入从肝病管理者向肝癌全程管理者转型的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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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谱变迁与一级预防
全球肝癌病因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2010–2021年数据显示MASH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是唯一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显著上升的病因,年增幅+0.86%,2021年占新发病例48.3%,成为全球肝癌发病率上升的主要驱动力。HBV、HCV、酒精相关肝癌ASIR均呈下降趋势,其中HBV降幅最大-2.72%/年。我国肝癌病因同样呈现HBV/HCV占比下降、MASLD/酒精占比快速上升的趋势,由单一病毒性病因转向病毒、代谢、酒精、毒素等多病因并存格局,MASLD已成为增速最快的危险因素,内科医生需要强化生活方式干预与代谢综合征管理,切实推进一级预防工作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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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筛查与诊断体系
传统肝癌筛查以腹部超声+AFP为主,敏感性与特异性有限,尤其对早期肝癌检出能力不足。优化筛查策略采用GAAD评分模型,整合AFP、PIVKA-II、年龄、性别等多项指标,可将早期肝癌检出率提升至80%以上。未来发展方向为基于液体活检ctDNA甲基化、突变谱等实现超早期筛查与高危预警。内科医生的核心任务是精准识别最高危人群、选择最优筛查工具并科学解读结果,避免漏诊与过度检查。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I-RADS为肝癌诊断提供标准化框架,血清学标志物AFP、PIVKA-II可反映肿瘤生物学行为,二者深度融合能够显著提升无创诊断准确率,减少诊断性穿刺需求,对肝功能差、凝血功能异常的患者尤为适用。内科医生需要具备影像与血清学信息整合解读能力,为精准分期与治疗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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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全景评估体系
内科医生需要为每一位患者构建四大维度临床全景评估体系,包括肿瘤负荷与分期、肝功能储备、全身状况与合并症、病因与并发症,全面整合BCLC分期、CNLC分期、Child-Pugh评分、ALBI评分、ECOGPS评分、HBV-DNA载量、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程度、腹水、肝性脑病等关键信息,而非仅依赖影像分期结果,这是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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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治疗发展历程
肝癌系统治疗已从药物匮乏阶段进入免疫联合繁荣时代,治疗方案选择复杂度大幅提升,内科医生的专业决策价值空前凸显。我国肝癌系统治疗经历了多次重要迭代,2007年索拉非尼开启靶向治疗时代,2017–2018年仑伐替尼、瑞戈非尼等多靶点TKI相继获批,2020年免疫治疗正式进入临床,T+A方案、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类似物等方案显著改变一线治疗格局,2020年至今则全面进入免疫+靶向联合治疗阶段,方案更加多元、路径更加动态,对内科医生的综合判断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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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治疗与MDT协同
对于初始不可切除的HCC患者,内科医生的核心价值在于制定合理的转化治疗策略,通过强效系统治疗联合局部治疗实现肿瘤降期,为患者创造根治性手术机会。在具体实践中,内科医生会优先选择仑伐替尼联合信迪利单抗等强效联合方案,并根据患者肝功能、肿瘤负荷及门静脉癌栓情况联合放疗科SBRT治疗或介入科TACE治疗,全程主导疗效评估、手术时机判断与MDT组织协调,实现多学科1+1>2的协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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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内科主导MDT实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建立的内科主导肝癌全程管理MDT模式已进入实践阶段,该模式自2024年3月至2025年11月已累计诊治患者700余例,上线线上MDT门诊与全程管理服务包,实现疑难病例快速会诊、规范化治疗与长期随访,证明内科主导的全程管理模式具备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临床价值。当前肝癌治疗已从传统一线、二线、三线的线性序贯模式转变为手术、介入、放疗、系统治疗动态组合的矩阵式选择模式,内科医生作为全程指挥者,能够根据疗效、毒性与肝功能状态实时调整治疗路径,为患者提供真正个体化的诊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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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肝病与肝功能管理
肝癌患者多合并肝硬化与肝功能储备不足,治疗耐受性偏低,基础肝病管理与不良反应防控是保证治疗持续开展的关键,也是内科医生最具优势的核心工作内容。肝功能稳定是开展一切抗肿瘤治疗的前提与保障,内科医生需要在治疗全程落实规范化抗病毒治疗,对HBV相关肝癌患者使用强效低耐药核苷类药物并坚持全程用药,同时做好腹水、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等肝硬化并发症的预防与管控,持续监测Child-Pugh评分与ALBI评分并及时调整治疗强度与药物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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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全程管理原则
在靶向与免疫治疗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内科医生必须遵循预防、早识、分级、协作四大原则做好不良反应管理,治疗前开展甲功、血糖、皮质醇、自身抗体等基线筛查,治疗中加强患者教育并密切监测相关症状,出现不良反应时严格按照CSCO、NCCN、ESM0指南进行分级处理,必要时联合内分泌科、皮肤科、呼吸科、消化科、神经科等学科共同干预,确保治疗安全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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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管理与人文关怀
除肿瘤与肝功能管理外,内科医生还需关注患者整体生活质量,做好癌因性疲乏、营养不良、癌痛与心理情绪的综合管理,通过非药物与药物结合的方式改善疲乏症状,通过系统评估与营养支持纠正营养不良,按照WHO三阶梯原则规范癌痛治疗,同时重视焦虑与抑郁情绪筛查并及时开展心理支持,将人文关怀融入全程管理的每一个环节,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全人管理目标。
在肝癌诊疗从急症治疗模式向慢性病管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内科医生的角色已经完成全面升级,成为贯穿防、筛、诊、治、管全链条的整合者、决策者与守护者。作为整合者,内科医生能够统筹多学科信息与医疗资源,形成全局诊疗视角并发挥MDT核心大脑作用;作为决策者,内科医生基于循证医学证据与最新研究进展,为患者制定长期动态且高度个体化的治疗策略;作为守护者,内科医生全程守护肝功能、治疗安全与生活质量,成为患者利益的最终责任人。在肝癌迈向慢性病管理的时代,内科医生是贯穿“防、筛、诊、治、管”全链条的无可替代的核心与纽带。
参考文献:
[1] 中国肝癌早筛策略专家共识组。中国肝癌早筛策略专家共识 [J]. 肝脏,2021, 26 (8): 825-831.
[2] 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 (CACA) 肝癌专家组。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 (CACA)— 肝癌部分 [J]. 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志,2022, 8 (3): 31-63.
[3] 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组。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 [J]. 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志,2021, 7 (2): 43-51.
[4] Wang C Y, Zhang L, Li J, et al. Prognostic factors and survival outcome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a single center [J]. Medicine (Baltimore), 2019, 98 (4): e14070.
[5] Kang D, Park J H, Kim J H, et 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 Korean Journal of Radiology, 2020, 21 (6): 633-646.
[6] Wehling C, Heider A, Lutz J, et al. Quality of lif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and Clinical Oncology, 2019, 145 (11): 2761-2769.
[7] Zeng H, Chen W, Zheng R, et al. Changing cancer survival in China during 2003-2015: a pooled analysis of 17 population-based cancer registries [J]. Lancet Global Health, 2018, 6 (5): e555-e567.
[8]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晚期肝细胞癌临床试验终点技术指导原则 [S]. 2020.
[9]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2020 年版)[S]. 2020.
[1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 [S]. 2021.
[11] 彭江楠,陈恩强。肝癌全程化管理策略:现状、挑战与内科核心定位 [J]. 临床内科杂志,2026, 43 (2): 89-91.
[12] Chen E Q, Peng J N, et al. The current role, 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infectious disease physicians in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J]. Infectious Diseases & Immunity, 2026, Accepted.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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