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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LD名家访谈丨Maria Reig教授:MASLD相关肝癌系统治疗——超越病因,以表型分层预防肝失代偿

国际肝病 发表时间:2026/11/22 13:30:55 浏览量:157

编者按

随着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全球负担加剧,MASLD相关肝细胞癌(HCC)的系统治疗成为AASLD 2026焦点议题之一。此类患者常合并代谢综合征、肥胖、糖尿病及晚期纤维化,其治疗耐受性与预后评估显著区别于病毒性肝炎相关HCC。西班牙巴塞罗那临床医院Maria Reig教授在大会专题发言中指出,传统以"病因学"划分治疗策略的范式亟待更新,临床决策应转向以患者表型、合并症及肝储备为核心的个体化分层。《国际肝病》现场专访Reig教授,围绕代谢相关HCC的治疗耐受性、一线方案权衡及未来演进方向展开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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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肝病》:MASLD相关HCC患者常合并代谢综合征、肥胖、糖尿病及晚期纤维化/肝硬化。这些特征如何影响其对传统系统治疗(免疫联合、TKI)的耐受性与应答?与HBV相关HCC患者有何关键区别?

Reig教授: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将病因学作为选择系统治疗的单一标准是不合理的。临床前研究曾提出MASLD背景可能通过免疫微环境耗竭影响检查点抑制剂应答,但真实世界数据表明,不同病因——无论是病毒性、代谢型还是酒精相关——患者在接受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时的疗效总体相似,病因本身并不是独立的疗效预测因子。此前关于病因可能左右治疗应答的假说并未得到证实。

MASLD相关HCC真正的临床难点在于宿主因素而非肿瘤本身。这类患者常合并肥胖、2型糖尿病、肌少症以及心血管代谢并发症,同时可能伴有隐匿性门脉高压。他们未必表现为对药物不敏感,而是更容易因体能状态差、就医延迟而在病程较晚阶段才进入治疗视野,确诊时往往已处于终末期疾病阶段。这一混杂因素会严重干扰我们对疗效的判断,也是临床决策中必须纳入考量的关键变量。

因此,与HBV相关HCC的关键区别并不在于能否使用免疫治疗,而在于代谢组患者的合并症负担更重、肝外并发症更突出、肝功能储备评估需更精细。治疗目标不仅是肿瘤退缩,更是在保留肝储备的前提下预防肝失代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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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肝病》:不可切除MASLD相关HCC一线治疗面临哪些特殊考量?贝伐珠单抗禁忌或肝功能储备有限时,如何权衡不同方案?

Reig教授:当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方案受限——例如存在门脉高压出血风险、胆红素升高、肾功能受损或体能状态较差时——我们不应将其应答不佳归因为病因所致,而应回到患者本身的临床全貌进行综合判断。

首要考量是合并症谱:患者是否伴有控制不佳的糖尿病、严重肥胖相关的心肺风险或肌少症?这些因素直接决定治疗耐受性。其次是肝储备与失代偿风险的动态评估,需借助ALBI分级、INR、腹水及静脉曲张出血史等指标判断患者能否承受免疫联合或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毒性负荷。另一个常被低估但极为重要的维度是时间毒性——患者每周需要花费多少小时往返于治疗、监测与输注?对于代谢脆弱人群而言,频繁访视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治疗负担。

目前我们没有任何预测标志物能够提前判断哪位患者会从特定方案中获益,因此当贝伐珠单抗禁忌时,必须在合并症、肝储备、时间毒性三者之间做个体化排序。部分患者可权衡单药免疫或低毒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部分患者更适合局部治疗联合系统治疗的序贯设计,而对高失代偿风险者则应优先保肝而非强求肿瘤退缩。


03

《国际肝病》:展望未来,您认为MASLD相关HCC的系统治疗将如何演进?在生物标志物指导的个体化用药、剂量调整以预防肝失代偿以及多学科协作方面,最迫切的研究或临床实践需求是什么?

Reig教授:我认为未来系统治疗的演变不会是简单地按病因开药,而是需要识别新的靶点来理解肿瘤微环境在不同患者中的异质性演变规律。但必须牢记的是,病因学本身并非一本理论教科书——同一患者可能同时存在不同类型病毒重叠感染,或饮酒合并其他炎症因素,呈现混合病因与混合表型。因此,我的核心主张是对患者进行表型分型,在此基础上定义治疗策略。

具体而言,未来3-5年最迫切的需求包括:开发能够预测肝失代偿风险而非仅预测肿瘤应答的动态生物标志物,例如肝硬度、ALBI轨迹、炎症组学及肌肉量等指标;针对代谢脆弱人群探索起始减量、间歇给药等剂量个体化策略;建立整合肝病、肿瘤、营养、代谢与介入的多学科表型门诊,共同界定"可治疗表型"。最终目标是让临床决策从"这是MASLD还是HBV相关HCC"的标签化思维,转向"这位患者的肝储备、代谢并发症、肌少症、门脉高压及时间毒性处于何种表型组合"的精准分层思维。这才是预防肝失代偿、改善代谢相关HCC患者长期预后的可行路径。

版面编辑:张雪   责任编辑:付丽云
本内容仅供医学专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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