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肝癌防治的严峻挑战下，提升肝癌的早诊率是改善患者生存状况、降低死亡率的核心策略。在近日召开的2025第二届肝病数字健康会议暨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肝病专委会学术年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谢青教授深入剖析了数字化精准筛查技术在肝癌精准筛查和风险分层管理的创新应用。通过巧妙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尖端技术，谢教授团队成功构建了肝癌风险的精准分层体系，并实现了个性化管理的新范式。本刊有幸邀请到谢青教授进行深度访谈，带领读者一同探寻数字化精准筛查与风险分层管理如何为慢性肝病患者的健康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国际肝病》

提高我国肝癌的早诊早治是改善患者结局的关键举措。您在本届大会上分享的数字化精准筛查技术中，哪些创新技术有助于我们对提高肝癌早期的诊断率？

谢青教授：肝癌作为慢性肝病临床进程中的关键不良结局，其防控意义重大。在肝病治疗领域，所有治疗策略的终极目标，均聚焦于降低肝病患者罹患肝癌的风险。因此，当前所采用的一系列治疗方案，本质上均以预防肝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此背景下，提高肝癌的早期筛查与诊断水平，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临床研究表明，若能在肝癌早期阶段发现病情，患者的5年生存率将显著提高。特别是对于极早期肝癌患者，通过及时、有效的治疗，甚至有望实现临床根治。然而，我国肝癌防治工作目前面临严峻挑战。据统计，在我国确诊或诊断为肝癌的患者中，约50%-60%已处于肿瘤晚期。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早期肝癌的诊断率存在明显差距。晚期肝癌患者由于病情进展迅速、治疗难度大，其5年生存率仅约15%。鉴于此，临床医生高度重视慢性肝病患者的肝癌筛查与早诊工作，将其作为提高肝癌患者生存率的关键环节。

在本次会议中，我的报告着重强调应唤起全社会对慢性肝病管理的重视。希望通过建立科学、规范的慢性肝病管理体系，实现对患者病情的动态监测与精准干预，从而提升早期肝癌的诊断率，最终改善肝癌患者的生存状况。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综合运用传统筛查方法与新兴技术手段。一方面，充分发挥传统筛查方法在肝癌早诊中的基础作用，确保筛查工作的全面性与准确性；另一方面，积极引入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通过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手段，提升肝癌风险分层的精准度，实现肝癌筛查与诊断的精细化管理。最终，通过多学科协作与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肝癌的早诊率，为肝癌患者带来更多的生存希望与更好的生活质量。

《国际肝病》

我国目前推行不同肝癌风险分层的肝癌筛查，在实施风险分层管理时，如何平衡不同风险人群的筛查频率与资源分配？您认为数字化工具如何实现精准分层并优化医疗资源利用？

谢青教授：肝癌的发生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目前，我国肝癌高危人群范围不断扩大，涵盖病毒性肝炎（慢性乙型肝炎、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各种病因导致的肝硬化患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患者，以及代谢综合征合并糖尿病患者等。尽管这些人群均面临较高的肝癌发生风险，但风险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在开展肝癌防控工作时，有必要对肝癌风险人群进行精准分层，以便制定个性化的防控策略。

为实现对肝癌风险人群的有效分层，我们研究团队建立了“瑞肝护”数字化平台。该平台将肝癌风险评估模型嵌入到医院信息系统或批示系统中，使就诊患者能够快速通过后台嵌入的肝癌风险模型进行风险评估。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采用了多种肝癌风险评估模型，如针对乙肝患者的mPage B评分、侯金林教授建立的多病因肝癌风险评估模型AMAP评分，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联合建立的在乙肝基础上结合糖尿病因素构建的模型CAMD等。此外，我们还自主研发了“瑞金决策树”模型，并将其嵌入数字化平台。通过这些模型，我们能够快速、准确地将患者划分为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和极高危四个层次。

自2023年5月“瑞肝护”数字化平台投入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纳入近7000例患者。这些患者涵盖了病毒性肝炎、慢性肝病、肝硬化、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以及有肝癌一级亲属病史等多种情况。经过数字化分层，结果显示低风险患者占比不足40%，中风险患者约占35%，高风险和极高危患者合计占比约25%。由此可见，中高风险及极高危患者占比高达60%，这部分人群是肝癌防控的重点对象。

针对不同风险层次的人群，我们制定了差异化的随访监测与评估策略。过去，许多指南推荐的肝癌监测和筛查方案较为单一，如欧洲地区仅采用B超检查，亚太和中国地区则采用甲胎蛋白（AFP）联合每6个月一次的超声检查。然而，这种“一刀切”的筛查模式存在明显局限性。一方面，AFP并非高度敏感的指标，约50%的肝癌患者AFP水平并不升高；另一方面，对于经验不足的超声医师而言，难以发现小于2厘米的肝硬化结节向肝癌结节的转变。因此，有必要对肝癌筛查模式进行调整，具体方法如下：

对于低风险人群，由于其每年肝癌发生率较低，可将随访监测频率适当放宽至每6个月至1年一次，并采用相对经济、可行的筛查方法，如AFP联合超声检查，或在此基础上增加异常凝血酶原检测，以提高筛查的准确性。这些方法在基层医院易于开展，能够满足低风险人群的筛查需求。

对于中风险人群，可维持原有的每6个月一次的随访监测频率，继续采用AFP联合超声检查，并可根据具体情况增加放射影像学检查，如增强MRI、增强CT、或超声造影等，以进一步提高肝癌的检出率。

对于高风险和极高危人群，由于其每年肝癌发生率较高，需将随访间隔时间缩短至每3个月一次。同时，应采用更为敏感的筛查方法，如MRI增强、CT增强或超声造影等。此外，还可考虑应用液体活检技术，以便更早地发现结节向癌变的转变过程，为临床医生提供早期诊断依据，使患者能够及时获得手术根治的机会，从而提高生存率。

在“瑞肝护”数字化平台运行两年的过程中，我们对入组的7000多例患者进行了精细化分层和随访管理。截至目前，已发现34例肝癌患者，其中33例处于肝癌Ia期，属于极早期肝癌，这些患者均实现了手术根治。这一结果表明，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风险分层并制定个性化的肝癌筛查策略，能够显著提高肝癌的早诊率，远高于国内平均水平。因此，对肝癌风险人群进行精细化管理，通过风险分层优化资源配置，对于提高肝癌早诊率、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肝病》

请您谈谈数字化筛查与分层管理对中国肝癌防控体系有哪些现实意义？

谢青教授：在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与沉重的肝病疾病负担相互交织，使得合理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开展肝病管理工作，成为临床医生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其中，风险分层策略在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肝病防治水平方面意义重大。通过该策略，我们有望在节省医疗资源的同时，实现肝癌的早期精准筛查，避免漏诊，进而提高患者生存率。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倡导慢性肝病全病程或全生命周期管理策略。具体而言，就是在疾病早期，借助精细化风险分层开展肝癌早筛工作。这一举措不仅能有效节省医疗资源，还能显著提升肝癌的早期发现与精准诊断率，最终提高患者生存率。

我国明确提出“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对人类健康危害”的目标，涵盖提高病毒性肝炎的筛查率、诊断率与治疗率，以此降低死亡率。而早期发现肝癌，无疑是降低死亡率的关键环节。然而，当前在病毒性肝炎的防控工作中，各方虽在筛查、诊断和治疗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但“管理”环节却常常被忽视。实际上，要实现“2030目标”并推动我国健康事业发展，全病程管理至关重要。全病程管理包含筛查、诊断、治疗和管理四个紧密相连的环节，过去人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前三个环节，却忽略了管理这一关键环节。事实上，管理在全病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统筹协调的重要作用，甚至比单纯整合治疗更为关键。

慢性肝病的全程管理需借助行政赋能、数字化赋能与技术赋能三大手段。

行政赋能在我国具有独特优势。行政领导能够高效调动各方资源，推动工作快速落实。以上海嘉定区的肝癌早筛工作为例，在政府行政赋能下，当地整合了全区卫生医疗资源，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12,000多例的肝癌筛查，效率之高令人瞩目。这充分体现了行政赋能在推动肝病防治工作中的强大作用。

数字化赋能是AI时代肝病管理的重要支撑。传统筛查方式效率低下，且难以实现数据的数字化管理与后续跟踪。而数字化平台能够完善健康大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为肝病管理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数字化平台，我们可以对患者的健康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潜在风险，为个性化管理提供有力支持。

技术赋能则聚焦于提升专科和非专科医生的技术水平。通过系统的技术培训，使医生对肝病的精细化和全面管理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提高肝病管理的质量。只有医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此外，国家卫健委推动的三级分诊诊疗制度对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许多大城市的患者倾向于前往三级医院就诊，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三级医院的负担，同时也浪费了基层医疗资源。针对这一问题，嘉定区开展了慢性肝病分级诊疗示范点工作。借助数字化平台，自动抓取患者数据，将其肝癌发生风险划分为低、中、高和极高危四个层次。对于低风险人群，可在社区医院进行随访管理，方便患者就近就医，同时减轻上级医院压力；中风险人群可在二级医院进行随访管理，确保患者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高风险和极高危人群由于肿瘤发生风险较高，需要更敏感的筛查技术和设备，因此建议在三级医院进行随访管理，以便更早发现肿瘤，提高治疗效果。

通过这种数字化技术驱动的分层管理模式，嘉定区实现了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既方便了患者就医，又避免了三级医院人满为患的局面，真正实现了慢性肝病的精细化管理，从而让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受益。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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