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肝病 发表时间：2026/10/27 0:02:10 浏览量：151
编者按
慢性肝病（Chronic Liver Disease, CLD）的流行病学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塑。2026年，美国贝勒大学医学中心Sumeet K. Asrani
原文发表封图（doi:10.1053/j.gastro.2026.09.014.）
CLD正日益成为一项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据最新综述统计，全球CLD影响人口已超过15亿；2023年，肝硬化位列全球死因第12位，在45至64岁人群中更升至第3位。若将病毒性肝炎与原发性肝癌一并计入，肝病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接近240万，约占全球总死亡数的4%，其中约三分之二发生于男性。受中低收入国家监测体系不完善与健康档案缺失所限，上述数字很可能低估了真实的疾病负担。
肝病负担：宏观图景与区域差异
全球肝病负担的核心特征体现为病因结构的转型与区域分布的高度异质性。原文通过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年数据整合绘制了酒精使用、肥胖、酒精相关肝病（ALD）与MASLD的全球流行趋势（图1），四条曲线同步上行，直观呈现了代谢风险与酒精暴露的共同攀升。与此同时，表1汇总了2023年全球各区域肝硬化与肝癌的年龄标化死亡率（ASMR，每10万人口），揭示了显著的地区差异。
图1. 全球酒精使用、肥胖、酒精相关肝病及MASLD的患病率（图表源自文献）
表1. 2023年全球各区域肝硬化与肝癌ASMR（每10万人口）
(图表源自文献)
数据表明，欧洲地区以酒精驱动的肝硬化负担为主，亚太地区则因乙肝、丙肝与代谢因素叠加而承受沉重的肝癌负担，而非洲同时面临病毒性肝炎高流行与医疗资源匮乏的双重困境。
经济负担：被低估的高成本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肝病的疾病负担远超健康层面，其经济成本同样不容忽视。据建模研究估算，2021至2050年间，全球肝硬化与其他CLD将导致累计2.6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美国，2016年肝病相关医疗支出约为325亿美元，其中约三分之二源于住院与急诊服务；肝硬化患者的月度照护费用高达3032美元，较心力衰竭（2491美元）高出21.7%，较慢性阻塞性肺疾病（1478美元）高出103%。酒精相关肝病（ALD）的照护成本预计将从2022年的310亿美元激增至2040年的660亿美元，增幅达118%；MASLD相关肝内外并发症的直接医疗成本在2016年已达1000亿美元，未来十年内美国或将突破1万亿美元，欧洲亦将达3340亿欧元。这些数据凸显，肝病的经济影响不仅集中于终末期阶段，更贯穿于失代偿、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感染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的全程。
脂肪性肝病
MASLD已迅速演变为全球最常见的CLD，2021年全球患病人数约为12.7亿，年龄标化患病率约15018/10万，较2010年增长逾11%。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约占一般成年人群的5.3%，是进展至肝硬化的关键高危亚群。MASLD的地理分布呈现明显差异：北非、中东与拉丁美洲的患病率最高，而东亚与南亚的增速最为迅猛。非洲地区的汇总患病率亦达29.2%，2020年后的研究更升至30.2%，西方化饮食与超加工食品消费被视为重要推手。美国模型预测显示，2020至2050年间，MASLD患病率将从33.7%升至41%以上，MASH病例数将从1490万增至2320万，伴显著纤维化（≥F2）者将翻倍至1170万，肝相关年死亡人数预计突破9.5万。
代谢和酒精相关性肝病（MetALD）在美国成人中约占1%至4%。患者的自我报告往往低估真实饮酒量，而磷脂酰乙醇（PEth）等直接生物标志物的引入可显著提升MetALD与ALD的分类准确性。研究证实，即使在MASLD患者中，低至中度的酒精摄入亦与纤维化风险呈超叠加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多国开展的LiverScreen项目（Lancet 2026）为人群筛查提供了关键证据：在逾3万名40岁以上普通成人中，确诊CLD伴纤维化者占1.6%，其中93%为脂肪性肝病，肥胖、2型糖尿病与有害饮酒是主要危险因素。该结果支持在普通人群中实施基于风险分层的纤维化筛查策略。
病毒性肝炎
病毒性肝炎每年导致约130万例死亡，是仅次于结核病、高于艾滋病的第二大传染性死因，但其获得的公共卫生资金仅为后两者的十分之一。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全球感染人数约2.4亿，2022年仅27%得到诊断，4.3%接受了抗病毒治疗。西太平洋地区与非洲承载了最重的负担，其中非洲63%的新发感染源于婴幼儿期传播，但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覆盖率仅为17%。HBV相关死亡从2019年的82万上升至2022年的110万，凸显预防与治疗缺口的持续扩大。
慢性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人数则呈下降趋势，从2019年的5800万降至2026年估计的4700万，直接抗病毒药物（DAA）的广泛应用是主要驱动因素。然而，非洲地区的诊断率仅13%，治疗率仅3%，注射吸毒仍是美洲与西太平洋区域新发感染的主导因素。丁型肝炎病毒（HDV）感染影响约5%的慢性乙肝携带者（约1200万人），其肝细胞癌风险为单纯乙肝感染的2至6倍，蒙古、西非与东欧为流行热点，但常规临床中HDV检测仍极不充分。此外，甲型肝炎病毒（HAV）在潜在肝硬化患者中可诱发慢加急性肝衰竭，戊型肝炎病毒（HEV）基因1/2型在印度、孟加拉国与中国引发水源性暴发，基因3/4型则在欧美通过未煮熟肉类传播，免疫抑制宿主中可致慢性感染。
自身免疫、胆汁淤积与遗传性疾病
自身免疫性肝炎（AIH）、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与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虽患病率较低，却是不容忽视的肝病构成。AIH全球发病率约1.28/10万人年，患病率15.65/10万，1970至2022年间患病率增长近三倍，女性与高人类发展指数地区更为多见。PBC发病率1.5至2.0/10万人年，北美与西北欧最高；PSC发病率0.6至0.9/10万人年，集中于北欧与英伦三岛，约三分之二合并炎症性肠病。Wilson病与遗传性血色病分别因ATP7B与HFE基因突变导致铜、铁代谢异常，在相应遗传背景人群中可引发肝硬化与肝癌，但受限于基因诊断可及性，真实负担仍不明确。
药物性肝损伤与急性肝衰竭
药物性肝损伤（DILI）在西方国家的年发病率约为13.9至19/10万，韩国为12/10万，中国达23.8/10万。西方以抗生素为主要诱因，亚洲与非洲则以抗结核药物为主；草本与膳食补充剂（HDS）在西方所致ALF占比25年间从2.9%飙升至24.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相关肝损伤亦占DILI的14%以上。急性肝衰竭（ALF）年发病率1.4至5.5/百万，高收入国家以对乙酰氨基酚为主，亚洲与非洲则以病毒性肝炎居多，其中HEV是印度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病毒相关ALF的首要病因。ALF总体病死率高，但对乙酰氨基酚与HAV/HEV相关者预后相对较好，抗结核药与HBV相关者预后恶劣。
肝硬化
2017年全球约有1.12亿代偿期肝硬化与1060万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年失代偿率介于4%至12%，腹水是最常见的首发表现。肝性脑病1年生存率仅36%，肝肾综合征（HRS）的预后最差。感染使死亡风险增加4倍，慢性肾病使死亡风险升高8倍；在CLEARED联盟90国住院数据中，低收入地区失代偿肝硬化30天死亡率高达30.3%，而高收入地区仅为14%至17%。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在失代偿住院中占35%，南亚高达65%，90天全球病死率达58%，单次住院费用是单纯肝硬化的3.5倍。这些数据表明，肝硬化的负担已远超肝脏本身，演变为涉及感染、肾脏、循环与呼吸的多器官综合征。
肝癌与胆管癌
肝癌位列全球癌症发病第6位、死亡第3位。2021年肝细胞癌（HCC）新发53万例，死亡48.5万例；2010至2021年间新发与死亡分别增加26%与25%。HBV仍是全球主导病因，但MASLD是唯一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的HCC病因。ALD或MASLD相关肝硬化患者的HCC监测率仅21%，远低于HBV感染者的35%，且ALD-HCC接受治愈性治疗的比例更低、死亡风险更高。胆管癌（CCA）在东南亚因肝吸虫感染而异常高发，年龄标化发病率是高收入国家的40倍；美国2001至2017年间肝内CCA亦增加了150%，PSC则是西方的主要危险因素。
肝移植
全球每年仅约4万例肝移植，与每年240万肝病死亡形成鲜明对比。活体肝移植占20.4%，美国2023年完成10659例创历史新高。移植指征呈现显著地理差异：西方十年前以HCV为主，现已被ALD、MASLD与HCC取代；美国MASLD相关移植从2000年的0.1%升至2022年的16%，成为女性与老年受者的最快增长指征；亚洲仍以HBV与HCC为主。资源受限地区的可及性鸿沟决定了绝大多数终末期肝病患者无法获得这一救命治疗。
区域不平等：非洲的肝病负担与系统性诊疗壁垒
非洲一般人群HBV流行率达5.8%，全球75%乙肝负担的17个国家中9个位于非洲。2021年非洲肝硬化年龄标化死亡率达31.44/10万，居全球首位；2022年新发原发性肝癌7.38万例，死亡7.03万例。然而，非洲HBV诊断率仅4.2%，治疗率仅0.2%，新生儿出生剂量疫苗覆盖率17%。更宏观的图景是，种族少数群体、女性、农村人口、贫困阶层、移民与原住民在筛查、诊断、治疗、监测与移植的全链条中均面临系统性壁垒。MASLD在南亚与东亚城市快速蔓延却缺乏代谢风险筛查，ALD的识别依赖的酒精筛查在三级医疗中心以外普遍缺位。这些不平等不仅关乎医疗资源分配，更决定了谁能存活、谁能被发现、谁有机会接受移植。
小结与展望
原文在结论中明确指出，病毒性肝炎防控取得的进展正被代谢风险上升、酒精消费增加与医疗不平等所抵消。应对全球肝病负担需要协调的公卫策略：在人群层面推广基于FIB-4、瞬时弹性成像与ELF的风险分层筛查；将乙肝疫苗与丙肝DAA治疗下沉至初级保健；实施有效的酒精管控政策并干预肥胖、糖尿病与超加工食品消费；将HDV检测、PEth与MetALD分类纳入常规临床路径；同时在重症肝病领域发展重症肝病医学、早期移植评估、肝肿瘤学与安宁疗护的整合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范围内遏制肝病疾病负担的持续增长，缩小区域间不断扩大的生存差距。
原文链接：Devarbhavi H, Asrani SK, Arab JP, Pose E, Nartey YA, Kamath PS. Global Burden of Liver Disease: 2026 Update. Gastroenterology. 2026 Sep 25:S0016-5085(26)07268-9.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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