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移植是肝细胞癌的根治性手段，但移植后肿瘤复发仍是制约患者长期生存的核心难题。2024年ILTS-ILCA专家共识提出，亟需当代大样本数据阐明：不断更新的受者筛选标准、层出不穷的全身治疗药物，究竟如何改变复发人群的临床结局。近期发表于JHEP Reports的一项法国全国性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系统描绘肝移植术后肝细胞癌复发的临床全景，区分早期、晚期复发的风险驱动因素，评估不同治疗方案的真实世界疗效，为移植后监测策略、复发后临床决策提供重要现实依据。

研究重要图表摘要

（doi: 10.1016/j.jhepr.2026.102062.）

该研究纳入法国15家移植中心2008-2020年间所有确诊肝移植术后肝细胞癌复发的患者，共计388例，系统分析复发模式、复发后生存、整体移植结局，重点分析2013年AFP扩展筛选模型实施带来的临床变化。队列结果显示，患者中位复发时间为19.1个月；值得关注的是，26.3%的肿瘤复发发生在肝移植3年以后。

研究观察到早期复发与晚期复发的驱动因素存在本质差异：早期复发更多由肿瘤本身特征主导，包括术前AFP水平、是否符合米兰标准、甲胎蛋白动态变化；而移植3年之后的晚期复发，则更多和宿主患者因素相关，包含丙型肝炎病毒（HCV）再激活、饮酒、2级肥胖等。自2013年临床采用AFP扩展筛选标准之后，整体人群肿瘤复发时间出现显著提前，提示放宽移植准入标准需要更加审慎的风险权衡。

在复发后治疗策略层面，对于肝脏、肺、淋巴结单一器官受累的复发患者，采用手术或消融等根治性局部治疗，能够显著改善复发后生存期。但令人意外的是，自2016年第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获批之后，对比2016年前、2016-2018年、2018年后确诊复发的三组患者，复发后总生存并未观察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提升（P=0.09），提示二代TKI并未给移植后复发人群带来生存获益。

免疫抑制方案的亚组分析带来重要提示：钙调磷酸酶抑制剂、吗替麦考酚酯不影响复发后生存；而使用mTOR抑制剂的患者中位生存可达20.7个月，显著优于未使用者的13.2个月（P=0.001），为复发后免疫抑制方案调整提供线索。研究同时指出，本研究属于回顾性分析，尚不能证实mTOR抑制剂的绝对优越性，需要开展前瞻性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该结论。

本研究指出，肝癌肝移植后的肿瘤复发是一类和原发性肝癌生物学行为截然不同的疾病。当前ILTS-ILCA指南推荐移植后监测窗口期为3年，但近三成复发事件发生于3年之后，且和患者宿主危险因素密切相关，提示临床应当建立个体化随访策略，对存在晚期复发高危因素的患者适当延长监测时限。对于复发患者，只要符合条件，即便存在肝外单一器官转移，也应积极考虑手术、消融等根治性手段，避免一概单纯采用全身系统治疗。

研究者强调，肝癌肝移植后的肿瘤复发患者常常被排除在绝大多数肝癌新药大型临床试验之外，属于临床未被充分满足的医疗需求。尽管二代TKI已经上市多年，但该群体生存获益有限，未来应当重点探索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新型系统药物在这一特殊人群中的价值。

原文链接：Ningarhari M, Leray M, Coilly A, et al. The landscap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currenc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 nationwide 14-year study. JHEP Rep. 2026 Oct 9:102062.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声明：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