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心血管疾病与代谢性疾病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主要疾病负担，二者常相互伴发、互为因果，其共同根基在于代谢紊乱。肝脏作为机体代谢中枢，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关键位置，并与心血管损伤形成双向恶性循环。而现行诊疗按专科划分，多着眼于指标改善，难以触及共同的病理生理环节，患者往往多种药物叠加却难获相应疗效。围绕肝脏在心血管代谢病发生发展中的角色、诊疗观念的突破路径与未来干预方向，本刊专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汪海教授，以期为临床实践与人群防控提供参考。

《国际肝病》：您本次报告聚焦心血管代谢病与肝脏健康，您认为肝脏在心血管代谢疾病发生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二者双向交互的核心机制是什么？

汪海教授：肝脏在心血管代谢疾病发生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于，心血管疾病作为常见病、多发病、老年病与难治病，已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负担，其影响已波及每一个个体与每一个家庭。长期以来，相关研究多以单一疾病为对象，如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各自独立地开展病因学与诊疗学探索。然而在临床实践中逐渐发现，这类疾病往往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呈现“祸不单行”的特点，数种疾病相互伴发、互为因果，由此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其共同的病理基础究竟何在。

答案指向代谢环节。代谢紊乱是上述疾病共同的根基，而肝脏作为机体代谢的中枢，其功能异常可直接引发心血管疾病；反之，心血管疾病亦可导致肝脏损伤，二者互为因果。过去此类疾病发病率较低，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与膳食结构的改变，其发病率逐年攀升，其根源在于饮食结构失衡。饮食因素异常与肝脏功能受损共同促成了心血管代谢病的发生与发展，而心血管代谢病又可进一步加重肝脏损害，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正是这一恶性循环的存在，使得相关问题持续累积并放大。迄今为止，我国城乡居民死因构成中，农村地区首位死因为脑血管病，城市地区首位死因为冠心病。由此可见，心血管代谢病已成为关乎国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其防治的重要性正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国际肝病》：当前临床诊疗多按专科划分，心血管、肝病、内分泌分科管理。而心血管代谢疾病与肝脏损伤常常共病并存。结合您的研究，在这类患者的诊疗中，临床最需要突破哪些诊疗观念与实践难点？

汪海教授：既往，心血管代谢病患者所出现的代谢异常与心血管疾病，往往需要分别前往不同科室接受治疗。我曾接诊过一位患者，其每日需服用18种药物——因其同时患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高血同与高尿酸，每一种疾病均在相应科室独立就诊，这18种药物正是由各科室分别开具。若孤立地审视每一张处方，其用药并无不妥；然而当这些药物叠加应用于同一患者时，问题便随之产生。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多种药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则在于这些疾病虽表现各异，实则相互并发、伴发，共享共同的病理生理机制，而上述分科治疗恰恰未能作用于疾病的根本环节。因此，患者虽服用大量药物，却难以获得与用药负担相匹配的疗效，其治疗某种程度上存在盲目性。

正是基于此，我们的研究聚焦于心血管代谢病这一整体：此类疾病虽常“祸不单行”，却存在关键的共同病理生理环节，针对该环节施治即为从根本上治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治本”，而非仅仅着眼于各项指标的改善。以高血压为例，其最直观的表象是血压升高，但单纯将血压降至正常范围远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这正体现了本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

《国际肝病》：心血管代谢病合并肝脏异常的干预，未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向，普通人群又该如何做好早期筛查与风险防控？

汪海教授：就当前而言，一个核心问题在于我国出现了大量的“能量过剩性营养不良”，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国民膳食状况已由过去的摄入不足转变为现今的摄入充裕，然而充裕的膳食供给也带来了新的健康问题。其核心在于能量过剩性营养不良，具体表现为精制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而机体所需的营养因子则严重不足，二者共同导致机体内环境紊乱，进而引发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因此，后续研究应当针对这一根本环节展开。研究工作应涵盖创新药物的研发、创新技术的探索以及健康教育等多个层面，其目的在于使公众能够获得可量化的干预指标。以现有的健康倡导为例，“管住嘴、迈开腿”的理念虽已普及，但如何管住嘴、运动量应达到何种强度、应选择何种运动方式等具体问题尚缺乏明确指引。此类健康教育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正是我们科研团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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